徐向前回忆录(33)

三三

　　§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

　　蒋介石灭我之心有增无己，第三次“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破产后，便又开始了第四次“围剿”的部署。

　　一九三二年春，蒋介石在疯狂镇压和平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同时，重新组织力量，计划对根据地实施新的“围剿”，企图在短期内扑灭红军。蒋介石是三步棋：第一步，搞垮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二步，搞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步，搞垮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用心险恶。五、六月间，他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琛为副司令，积极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围剿”。

　　当时，党中央给鄂豫皖红军的任务是：“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根据地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平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平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根据地，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一九三二年六月《中央为反对敌人“围剿”给各苏区的军事训令》）

　　我军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亟待休整。但张国焘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部队的实际情况，坚决令部队立即执行中央指示，西出平汉路，进逼罗山，向信阳、广水段出击，而后伺机南下，进逼武汉。六月下旬，我们在信阳一带打了几仗，仅攻克鸡公山，歼敌一个团，战果不大。于是向分局建议，回师根据地，休整部队，准备迎击敌第四次“围剿”。

　　蒋介石的军队频繁向平汉路的信阳至武汉一线调动，“围剿”在即。而分局领导人却我行我素，漫不经心。我们东返途中，张国焘、沈泽民从后方赶来，于夏店召开中央分局会议，又要部队马上南下作战，进攻麻城。

　　会上，我和陈昌浩都认为，自从去年秋天洗马畈战斗以来，我军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到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这样，老区既能巩固，新区又能发展，同时，部队主要就粮于新区，还可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乃一举数得之策。当时，敌人的“围剿”部署尚未完全就绪，仅在我根据地边缘地带构筑工事，作些小规模的侦察性进攻；如果按我们的意见去做，转入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尚有比较充裕的时间。然而，沈泽民同志极力反对。他认为，国民党军队已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处于“偏师”地位，新的“围剿”不会来临。主张红军应乘胜利余威立即南下麻城一带击敌，开拓南部工作，威胁武汉，说什么“胜利了要再胜利”、“不能停止进攻”等。我说：蒋介石的黄埔系精锐部队还没拿出来，我们打的多是些杂牌军，怎么能说面临之敌是国民党的“偏师”呢？这是一个涉及全局的行动方针问题，双方各持己见，争论相当激烈。张国焘支持沈泽民同志的意见，作了部队南下进攻麻城的决定。

　　形势规定任务。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行动方针和部署是不会对头的。从这时起，已经种下了反四次“围剿”失败的根苗。

　　根据分局决定，我军向麻城地区开进。当时的动员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七月天，骄阳似火，气候炎热。不少指战员患烂脚病，忍着疼痛，拖着红肿的脚板强行军，十分艰苦。部队真过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叫南下就南下，不管多么疲劳困苦都挺得住，没有任何怨言。

　　麻城、宋埠、黄陂地区为敌第三十、三十一师及一个特务旅驻守，属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指挥。敌三十师驻麻城，三十一师驻黄陂，五十四师驻罗田，互为犄角。麻城以北的福田河、黄土岗，为地主反动武装盘踞的堡垒。我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独立一师南下后，当即向麻城外围据点发起猛攻，以实现孤立和围困麻城，吸打黄陂、武汉方向的援敌的作战企图。

　　七月七日至八日，我军首先占领了骑龙铺、长岭岗、阎家河、梅花脑、邓家竹园等地，并于红石堰、七里桥一带全歼敌三十一师九十三旅，俘敌旅长章祖卿以下官兵二千余人，缴枪二千三百余支，机枪四十余挺，迫击炮四十余门。进而以主力控制麻城以西的霸王山、麻姑洞至红石嘴一带高地，围住驻城西南中馆驿的敌三十师九十二旅，切断了麻城与宋埠、歧亭、黄陂的交通线，待机打援。同时，我还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装配合，将麻城周围纵横百余里的地主民团一扫而光，毙俘敌上千，俘获了一批土顽首领，顽固的白色堡垒黄土岗、福田河亦被解放。麻城之敌，陷入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时，皖西的红二十五军也遇到敌徐庭瑶部的进攻。旷继勋军长打来电报说，他们正在霍丘城内坚守，“以城攻城”，与敌决战。张国焘拿到电报气坏了，说：“什么叫以城攻城！”我们也认为，这种和敌人硬拼的办法不对头。所以，马上派蔡申熙同志去皖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红二十五军的守城部队一千多人与敌人血战五昼夜后，全部损失，仅军长旷继勋及少数人脱险。旷因此被撤职，军长由蔡申熙接任。

　　敌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见麻城被围，乃调黄陂的三十一师经宋埠绕道北杲北进来援，避开了我打援的战场。敌变我变。我们当即决定放弃原计划，率主力乘虚南出黄陂。十八日中午，红十二师一举攻占黄陂以西距汉口仅五六十里的要点仓子埠，歼敌一部，没收食盐万余斤。前锋进逼黄陂，武汉为之震动。敌忙调武汉的八十九师及罗田的五十四师向北堵击，并令麻城、宋埠之敌三十、三十一两师派主力向西南出击，企图夹击我军。我们掉转头来杀“回马枪”，在李家集、靠山店、甘棠铺一带迎击敌三十、三十一师。经激烈战斗，全歼敌一个多旅，缴枪五六千支，余敌溃退宋埠、歧亭等据点，我主力复转至麻城围敌。八月上旬，攻下陡陂山，歼敌一个团。

　　可是，就在这时，蒋介石命令所部对我根据地发起了全面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幕拉开了。

　　第四次反“围剿”，与已往的反“围剿”有明显的不同点，也是对我们的不利因素：

　　（1）敌大军压境，指挥统一，动用的“王牌”

　　部队多。蒋介石的“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汉口，副部设在安徽的蚌埠。兵分左、中、右三路，以左路军对付湘鄂西根据地，而以中、右两路军共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余万人，另有四个航空队，全力压向鄂豫皖根据地。蒋介石亲自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其嫡系精锐主力师，除陈诚等部尚在江西对付我中央红军外，大部（胡宗南第一师，黄杰第二师，李玉堂第三师，徐庭瑶第四师，蒋鼎文第九师，李默庵第十师，李思塑第八十师，蒋伏生第八十三师，俞济时第八十八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均调来围攻我们，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师，不外甲乙丙三种；甲种师“三三制”，每师三个旅，每旅三个团；乙种师“三二制”，每师三个旅，每旅两个团；丙种师“二二制”，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蒋介石的主力师，大都按“三三制”编成，人多，自动火器多，协同动作也比较好。敌一下拿这么多主力师出来，泰山压顶，的确不易对付。

　　（2）“围剿”战术，有所改变。所谓“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等等。蒋介石是想避免已往分兵“进剿”、长驱直入易被各个击破的弊端，才改进“围剿”战术的。敌计划第一步，从东西北三面发起攻击，攻占黄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网开一面，从东南方向将红四方面军驱出鄂豫边境；第二步，实施东西夹击，将我军主力压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在此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企图以政治手段争取和瓦解根据地军民，帮助下属反动土豪劣绅恢复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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