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25)

二五

　　§南下之争

　　张国焘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久，即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层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

　　根据中央决定，鄂豫皖特委撤销，组成中央分局，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并成立鄂豫皖省委。分局的职权系直接代表中央领导一切，有权否定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中央指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传贤、徐宝珊、王平章、蔡申熙等八人组成分局（又补充了郭述申、周纯全、高敬亭三同志及十五名候补委员），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兼省委书记，曾中生、旷继勋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为共青团分局书记。红军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同时，红四军的领导干部亦进行了调整。旷继勋任红四军军长，曾中生任政委，下辖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十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康荣生，十一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余笃三3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十三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陈奇。继后，又成立了培训干部的“彭（湃）杨（殷）学校”，由蔡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主任。

　　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后，曾中生等四军领导人，鉴于外线敌人暂已处于守势，而根据地内粮食供应十分困难，曾向分局建议：留一部分兵力结合地方武装扫清商南亲区等地的反动武装，集中主力南下蕲黄广地区，恢复根据地，解决粮食问题，并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张国焘给他们扣了一顶“立三路线残余”的帽子，予以否定，命令四军去商城亲区，解决顾敬之的反动民团。因顾逆令所部大搞坚壁清野，威胁群众，逃离家园，红军所到之处，荒无人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并时遭敌反动游击的袭扰，短期内很难取胜。四军领导人复向分局和军委申明理由，希望采纳原来的建议。但又遭到张国焘等人的反对，指责四军领导的意见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

　　六月底，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沈泽民等人与红四军出席会议的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围绕红军主力是否南下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时值中央革命根据地反三次“围剿”开始，我主力南下作战具有配合作用，曾中生等同志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张国焘也暂时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同意部队南下。会议决定：在巩固现有阵地的基础上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是最迫切的任务，为此，红四军应以少部兵力留在根据地巩固阵地，而以主力部队南下向外发展。

　　七月上旬，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具体行动部署，不料又发生了分歧。张国焘推翻原来的南下决定，认为要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就得进攻和威胁大城市，要四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显而易见，这是个冒险主义的计划，和立三路线攻打武汉的味道差不多。四军的领导人不同意，还是主张先打英山，后出蕲、黄、广，威胁长江，策应中央革命根据地，使鄂豫皖根据地与蕲、黄，广连成一片。最后，张国焘拍板，硬是按他个人的意见作了决定。部队奉命积极进行南下英山、东出潜太的准备工作。

　　七月中旬，红四军的领导又进行改组。原军长旷继勋到十三师当师长（他在五月间向中央写工作报告，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中央的指责），我调任四军军长，曾中生任军政治委员，刘土奇任政治部主任。我们过去就觉得，中央的委派制度有问题，致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干部改组太频繁。本来红一军成立时，已将鄂豫边、商南、皖西的三支红军统一起来，许继慎、曹大骏等同志虽然思想上有点毛病，但还是能干的，部队连战皆捷，发展很快。

　　但一九三一年一月红一军和十五军合编成红四军时，中央又派旷继勋来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其实，旷继勋并不比许继慎强。许继慎这个同志是行的，指挥打仗有一套，带兵也有经验，就是英雄主义厉害点。此后，许继慎与旷继勋的关系疙疙瘩瘩。曹大骏同余笃三的关系也不融洽。军队不断改组，地方上也不例外。徐朋人同志能干，土生土长，与当地干部，群众有密切联系，熟悉鄂豫边区的情况，但上面换下了他，派来郭述申同志。三中全会后，又派来曾中生，替下了郭述申。曾中生文武都行，干得不错，但四中全会后，又把张国焘换来了。对张国焘，开始大家认为他长期在中央工作，又到过苏联，的确都很尊敬他。没想到这个人那么凶，来了就给人扣帽子，打棍子，狠批了几次曾中生，还开除了徐朋人的党籍。

　　可他是党中央的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你思想上不满意，组织上要服从的。下级服从上级，在战争环境中特别强调。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也是中央派来的。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工作热情积极，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得多。这样改来改去，加上后来的“肃反”，原来地方上土生土长的一些领导干部，多被搞了下去。这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不重视土生土长、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频繁更换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左”倾路线在组织上的表现之一。

　　我调任红四军军长后，积极与曾中生同志合作，厉兵秣马，准备南下。八月初，我们率红十、十一、十二师的五个团从商南亲区开拔，冒着酷暑行军，直取英山。该城驻有敌五十七师的一个团及反动民团一部，工事比较坚固。拂晓前，我军兵力部署就绪，用三个团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发起进攻，袭占城外要点，两个团作预备队。敌凭险固守，战斗很激烈。打到午后，我们只打下了城南、城西的几个要点，还是攻不进城去。研究了那里的地形，觉得城西北角的船形山、凤形山居高临下，靠城又近，是个好突破口。当即调整兵力，以一部佯攻城北的要点鸡鸣尖，集中主力，从城西北突破。下午四时发起攻击，一举突破，占领了船形山、凤形山。部队迅即登城，经两小时战斗，全歼守敌一千八百余人，缴枪一千二百余支，机关枪十八挺，追击炮四门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首战告捷。

　　根据张国焘的决定，打下英山后要东出潜山、太湖，攻打安庆，威胁南京。对此，大家本来就想不通。在英山，曾中生同志和我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和力量对比，觉得东进确实没有把握。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四百多里的白区，沿途敌有两个多旅把守。我们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第二，兵力有限，我们三个口币才五个团的兵力，留下一个团住英山守后方，东进只有四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攻。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力量去攻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是敌人重兵设防之地呢！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条件，群众条件、敌情条件，我们都不熟悉。一麟半爪地知道点，是从敌人报纸上看来的，不可靠。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敌情、地形、群众情况两眼一抹黑，远距离跑去出击，不是找着吃苦头、打败仗吗？与此相反，如果南下蕲、黄、广地区，则有利得多。那里在党的“八七”会议后曾发生过黄梅暴动，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后又发展为红八军四，五纵队的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比较好，离英山又近，才二百里的路程，敌人兵力也空虚。曾中生同志最后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一面行动，一面将这一决定报告分局。

　　八月初，我们留下十二师守英山，固后方，率十、十一两师向南进击。沿江水涨，武穴一带被淹，部队抵春县境后乃改变部署，横击浠水，回扫罗田。中旬，我派出两团兵力，冒着盛暑，一昼夜行军一百二十里，突袭蕲春北漕河镇敌新八旅。拂晓打响，迅即全歼该旅的两团人，毙敌数百，活捉旅长王光宗以下一千六百余名，缴枪一千二百余支，乘胜进占广济。同时，派倪志亮同志率一部兵力去打黄梅，但因城壕水深，没有打成。蕲、黄、广的原十五军干部、战土，回到家乡，打了胜仗，个个兴高彩烈，笑逐颜开。当地的党组织和农民群众，见红军到来，热情慰问，夹道欢迎，使我们深感老根据地群众的觉悟和温暖。在红军和地方党的组织下，群众迅速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斗争。每次开仓分粮或分当铺的东西，都有无数群众涌来，领回一袋袋粮食和他们典当的衣物，鞭炮齐鸣，象过节那样热闹。通过打土豪和没收敌仓库，短期之内，我军就收缴了金子二十余斤（后派人送交上海党中央），银子一千八百斤，大洋七万元，使部队的物资补给问题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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