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24)

二四

　　三个多月反“围剿”的经验证明：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相对缓和的形势下，蒋介石已经有力量组织全国性的统一“围剿”，对付日益发展着的红军和根据地。敌人的“围剿”，指挥统一，兵力众多，规模大，时间久，不同于以往一省或几省军阀势力的联合“会剿”。我们粉碎敌人的“围剿”，明显具有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包含着一些敌攻我防或敌防我攻的重要战斗。根据地的领导人，如果不是从战略全局着眼，通观反“围剿”的全过程，来制定计划，部署力量，组织战斗，就会陷于盲目和被动的地位。严格地说，这次反“围剿”的第一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我们的自觉程度是不够的。

　　红军主力离开鄂豫边区去豫皖边区作战，不能算作有预见的战略性行动，因为当时不知道敌人全面“围剿”的来临；而鄂豫边区由于对反“围剿”的准备不足，也出现了仓促应战的局面。假如不是曾中生同志及时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和红十五军及时到达，支撑局面，情形还要严重得多。反“围剿”的第二阶段--战略反攻阶段则不同，特委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估量了敌情，抓住了战机，计划性、主动性明显加强。这种反攻，是有阵地的向外发展，有后方的向前推进，把拔除根据地内的敌据点和外线出击结合起来，因而不仅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同时也为下次反“围剿”准备了条件。经过反“围剿”的实践，使我们在战略指导思想上有了新的飞跃，应当说这是最重要的收获。

　　经验又证明：随着红军力量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改善，战斗规模的扩大，运动战已成为我们克敌制胜的基本作战形式。无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反攻阶段，部队能够连战告捷，整团整师地歼敌，都和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密切相关。我们的防御，是运动中的防御；我们的进攻，是运动中的进攻。有进有退，有攻有防，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措手不及。曾中生同志把这种战法，叫做“飘忽战略”。所谓“飘忽”，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

　　这时，运动战开始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并非偶然。一是红军是从游击战起家的。整天和敌人转着圈子打，有游有击，有进有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那不是“运动战”吗？不过是一种低级的非正规的运动作战的形式罢了。力量发展起来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是很自然的。二是红军觉悟高，肯吃苦，服从命令听指挥，战斗作风过得硬。红军是为人民利益而战的，上下一心，不怕牺牲，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越是艰难越向前。吃不饱，穿不暖，照样能连续行军，连续作战。这一条白军就不行，没法和红军比。三是无论内线作战或外线进攻，都有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掩护。当时，我们谓之“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

　　群众站在红军一边，敌人就成了聋子、瞎子。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捉不到矫若游龙的红军，红军却能随时“从天而降”，突然制敌于死地。根据地人民的条件，是红军运动作战最可靠的保证。与运动战为主的作战形式相适应，战术也必然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远距离奔袭、奇袭；集中兵力，击敌一路；围点打援，运动歼敌；正面突击，两翼包抄；近战夜战等等，已发展为红军的主要战术手段。

　　经验还证明：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正确的政治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是特委根据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积极纠正立三“左”倾错误的结果。停止冒险主义的进攻武汉的计划，取消根据地内军队和地方两个平行领导机关，恢复和建立特委和军委的统一领导，采取集中精锐击敌弱点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打破敌“围剿”，整编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充分发动群众配合红军作战，以及解散“集体农庄”，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重新分配土地，取消侵犯中农利益及破坏中小工商业的过“左”政策，统一财政管理等方针和措施，都很及时，很必要。尤其是曾中生同志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军委主席，相当得力。这位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

　　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根据地远离党中央，独立性大，主要领导人的选择特别重要。后来拿掉曾中生换上张国焘，是失策的。

　　以后的几次反“围剿”，基本上是这些经验的继续和发展。

　　§避强击弱机动歼敌

　　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后，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根据地里万众欢腾，慰劳红军，扩红，春耕，恢复政权机构，惩处反动地主，扩大群众组织和地方武装，……一派热闹和繁忙的景象。

　　这时，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王明一伙上台，把持中央领导权，全面推行“左”倾路线。中央从上海派康荣生同志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口头向特委传达了四中全会的精神。因正式文件尚未转来，四月上旬在新集召开的鄂豫皖特区党代表大会，虽作出了拥护党的四中全会精神的决定（我在前方，未出席这次会议），但实际工作并未受影响，仍按特委的原定方针行事。

　　特委计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方针是：以一部分兵力拔掉光山陡沙河西南的大山寨、打银尖两个最大地主山寨，以主力红军去商南亲区肃清那里的反动武装，而后南下蕲、黄，广地区，恢复根据地，占领武穴，威胁长江，从而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商南的亲区，是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牢牢控制的地方，反动宣传很厉害，老百姓不敢接近红军。拔掉这个反动据点，对巩固商南根据地，打通鄂豫边和皖西根据地的联系，有迫切意义。

　　但是，这个计划还未实行，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已部署就绪。他们准备出动十二、三万人，根据蒋介石的限令，“五月完全肃清”鄂豫皖红军。

　　首先是皖西根据地告急。四月中旬，皖西敌四十六师、警卫一旅等七个团，向我根据地进犯。特委得悉后，决定主力红军出皖西击敌。这时，张国焘，陈昌浩已从上海来到新集，沈泽民等同志也抵皖西。他们都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成员。特别是张国焘，老资格的党员，在党内颇有名气。大家听说来了这么一位“大人物”，都很高兴。来后没几天，他就和陈昌浩、旷继勋带上红军主力到皖西独山一带打陈调元部去了。我带二十八团留在鄂豫边攻打反动民团据点大山寨、打银尖。

　　我们打大山寨还没打开，敌人的正式“围剿”就开始了。北来的有吉鸿昌指挥的敌三十师，三十一师、三十三师，南来的有夏斗寅、肖之楚两个师，是个合击的态势。他们计划第一步合击新集、七里坪，寻歼我主力，第二步转向皖西“进剿”。

　　吉鸿昌部四月二十四日占领新集，进而占领檀树岗、七里坪，黄安之葛云龙师亦北上来犯。因主力红军不在，我们不能大规模歼敌，就把二十八团从大山寨撤围，与黄安、光山、罗山三县独立团（每团千把人）集中在一起，采取侧击，骚扰、打敌尾巴等战术，对付敌人。北面的吉鸿昌部参加这次“围剿”，不是坚决找我们打。他们走的是大路，对着两边山头放放枪、开开炮就算了事，等于在根据地搞了一次“武装游行”。五月初，经宣化店退往罗山。南面的敌人遭我根据地军民袭扰，亦不敢孤军深入。敌第一步“围剿”鄂豫边红军的计划，即告失败，敌第二步的合击部署，重点为皖西的麻埠、金家寨。

　　红军主力出皖西作战歼敌一部后，在独山镇又打了一仗，全歼陈调元部两千余人，缴枪一千二百余支，给东进之敌以迎头痛击。余敌惊惧，向霍山地区溃逃，皖西根据地之危遂解。而后，部队西返鄂豫边区，与我们会合。敌五十三师从泼皮河南下，企图占领新集。我军在新集以北之浒湾痛击敌人，经一昼夜激战，歼敌近千余。乘胜横扫光山南部的地主围寨，攻克团山、胡山、雾山、丘家店等不少据点。敌因在东西两侧受创，未敢再继续深入。我们为进一步打破敌人“围剿”，五月底，南下围攻黄安附近的桃花镇，吸引黄安之敌来援，援敌一个旅在十里铺中伏，桃花镇亦被我攻克，共歼敌近两个团。至此，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又被粉碎。

　　这次反“围剿”，仅用了个把月时间，先后共歼敌五千余人。红军主要是采取东西两侧往返机动，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待机反攻的战法。北面的吉鸿昌部不想和红军作战，虚幌一枪就走，对我们有利。事后我才知道，他曾派人来和红军谈判，以便联合反蒋。红军派出的谈判代表是李健明。因张国焘等人不讲统战政策，谈判未获任何成果。不久，蒋介石就迫使吉鸿昌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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