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3)

三

　　书中豪侠英烈的忠贞报国、为民除害的凛然正气，对我有一定影响。我非常羡慕他们那种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品德和行为，曾经幼稚地想：我要去学武，替穷苦百姓打不平。但有些书也使我不满意，特别是《荡寇志》，它接着《水浒传》，续了七十回。中心是说宋江、李逵等梁山好汉如何被“擒拿正法”。梁山好汉一个个被整掉，实在叫人看不下去。我没看完，就把它甩掉了。

　　学徒生活持续了两年多，直到太原国民师范招生，我去报考，才离开了书店。这两年多，我亲身感受了店员徒工生活的苦难。应该说，这也是上学，我在这个“学校”里受的教育，比正规学校要深刻、实际得多。

　　§考入国民师范

　　一九一九年，我考进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那时，我哥哥在太原做事，来信告诉我，国民师范学校招生，是官费，要我去报考。有了读书的机会，我当然高兴，决心离开书店，去考学。怕东家不准我走，跟东家告假时，我就借故说：“家里捎信来了，有事要我回去一趟。”东家先是不准，说店里太忙，找不到替工。后来看我执意要走，也就答应了。比我年长的那位伙计，平时对我不太好，我说回家有事他也没在意。

　　离开书店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全部物品捆成一个行李卷，都带走了。我走出店门，就没想再回去。

　　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设在太原市。太原离我们家二百四十里路，是山西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山西人眼里，去太原就象进京城一样。家里人说我是进京赶考，全家都为我忙活。

　　考试很顺利地通过了。约在“五四”运动的前两个月，学校正式开课。

　　校址在太原市小北门街，分东西两个院落，校舍比较宽敞。当时在山西算第一流的。路东为校本部，有教室、大礼堂、图书馆、理化实验室、教员办公室、学生自习室和宿舍。宿舍分东西各十斋。还有一所附属小学。路西是大操场，校园，“国师里”（即教职员工宿舍）。

　　我们这一期是国师创办后的第一期，叫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学制二年。后来增设高师体育专修科，学制改为五年，我毕业的那一年，又添设了雅乐专修科。

　　这所师范是阎锡山创办的，具有准军事教育的性质。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军文兼备的人才，准备力量同其他军阀抗衡，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他对这所学校很重视，刚开学后每周都去听课，还经常对学生训话。

　　校长赵戴文，是个秀才，又是和阎锡山一块儿闹“革命”的，任过阎军第四混成旅的旅长，颇有点名气。此人既懂文又会武，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他把学校管得很严，课程安排得很紧凑，晚自习时学生才能有点自由。

　　课程设置也是为巩固阎锡山统治地位服务的。有军事、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心理学、教育学，还有音乐、体育、美术等。学校很强调学好心理学和教育学，尤其注重儿童心理学。在非主课里边，还有武术课，教些各路拳术。

　　学校不仅设有军事课，而且学生生活半军事化。我们一入校就发军衣、皮鞋、绑腿等一些军用品，完全是军人装束。军事课是讲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军事训练。给我们上军事课的教员都是阎锡山部队中的营级以上军官，张荫梧就是一个。抗日战争中，张荫梧成了国民党顽固派，专事反共活动。我在冀南根据地时，他指挥民军专跟八路军搞“摩擦”，被我们打得狼狈不堪。

　　开学不久，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席卷全国的巨大声势，激动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准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了。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去游行示威、宣传演讲。我不爱说不爱道，就跟着一些人走街串巷，贴贴标语，听听演讲。同那些激进的同学比较起来，我算“守规矩”的人。

　　但是，五四”运动的发生，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逼着我想一些问题。闲暇时间，我不再象从前那样，热衷于读小说了，而是注意看一些与政治形势有关的书刊。

　　当时介绍苏联社会主义，苏维埃劳农政府、十月革命以及有关马克思、列宁的书籍和刊物，少得可怜。象《新青年》那种有一定深度的宣传马列主义观点的刊物，发行数量有限，我们很难看到。全世界的反动统治阶级都在攻击十月革命，中国也不例外。我从报刊上的反动文章中看到“苏维埃”，“劳农政府”这些词，感到很新鲜。“列宁”的译音当时叫“里宁”，我仅知道他是苏联十月革命的领导人。

　　学校还经常聘请一些社会名流来讲学，例如胡适，讲过哲学，有个物理学家，讲过力学，朝鲜的流亡人士，也来作过演讲。阎锡山的将领到校讲课，多是些反动说教，进步学生都很反感。

　　这所学校以后办了很多期。与阎锡山的愿望相反，它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中心。薄一波、王世英、程子华等同志曾先后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从事过革命活动。

　　§教书的岁月

　　一九二一年，第二个“五四”运动纪念日之前，我学习满两年，正式毕业。毕业后，被介绍到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当教员。

　　从学生到先生，看起来很平常，但却是我生活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开始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启蒙者的责任。

　　学校在阳曲县城里，规模不大，校长是个满族人。我教一年级，有三十几个学生。每月薪俸二十块大洋。

　　我开始体会到，当一个小学教师确实不容易。那些小孩子来自各家各户，男生女生不同，年龄大小不一，智力不齐，性格各种各样，把他们带好教好有许多困难。孩子们象田间的禾苗一样，小苗是很弱的，经不起强风和暴雨，然而，小苗又是有生命力的，它要在风雨中成长。这就需要教师精心培育，付出艰辛的劳动。在他们当中，说不定有未来的国家栋梁。

　　我工作了一学期，刚摸到点门路，学校就把我辞退了。这是放寒假的时间，我正在家里休假，学校寄来一封信，打开一看是“辞退书”。

　　我感到很突然，不，应该说是打击。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入师范，又做了教师，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理想和抱负。“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

　　为什么辞退我？“辞退书”上用词简单，委婉，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从我第一次站在学生面前，到放假离开学校，没做过错事，校长和同事都没有说过一个“不”字。我把“辞退书”拿在手里，苦苦思索，怎么也找不出答案。姐姐叫我到学校去问个明白，我没有去。我说：在这个吐界里，还有什么明白不明白的，明白不明白都不会再叫你干了！这个无头案一直没搞清，现在我也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辞退我。

　　失业不久，我又找到了职业。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属小学缺教师，经父亲托人联系，雇用了我，月薪还是二十块大洋。因为我是国民师范学校毕业的，让我教六年级。河边村是阎锡山老家，这所小学的条件要比太原第四小学好得多，规模也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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