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回忆录(1)

一

　　※第一章　风雨年代

　　§童年和家庭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八日（农历辛丑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

　　五台县位于五台山南麓，因五台山而得名，是个山区小县。交通、经济相当落后，但也有比较富庶的地区。过去我们那里流传有“县不如镇，镇不如村”的说法。镇，指东冶镇，土地好，产量高，大户人家不少，比五台县城要富裕些；村，说的是阎锡山的家乡河边村，同我村仅一河之隔。阎锡山老家，高墙大院，豪门深宅，比那县衙府第要气派得多。

　　永安村在五台县西南，滹沱河的北岸。滹沱河在我们那里回环转弯，流经太行山南端进入河北省。永安村是个偏僻山村，但借滹沱河河水之利，农业收成一般是有保证的。早在魏晋时期，官府就在永安村建立过储备粮食的仓库，所以古有“仓城”之称。

　　在永安村，徐姓是个大姓，约占全村人口四分之三以上。

　　听长辈们说，我家祖上是三兄弟，从洪洞县迁居，落脚五台山下。一代传一代，不知过了多少辈，才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土地与家产，成为富庶之门。徐氏家族里，有个叫徐生坎的，清朝什么年代中翰林、入官门，做过巡抚，署理过两广总督，著有《瀛环志》一书。后来不知犯了哪条王法，被罢黜治罪，死后还服刑，棺材用铁链子锁着。

　　永安村的徐姓，属第三分支之后，到我这一辈是第十九世孙。

　　我家原先是一个大户，到我祖父时，家业衰败了。祖父名徐鹤林。据说，他雄心勃勃，从务农转为经商，企望借此带来转机，重振家业，光宗耀祖。但事与愿违，结果不仅没有赢利，反而赔了本，从此一蹶不振。

　　我记事时，家境已经破落，仅有薄地十几亩。因无劳动力，上地与人伙种，一年忙到头，糠菜掺半，勉强维持温饱。没有富余，也不欠人家的。

　　父亲徐懋淮，晚清秀才，教了一辈子书。爷爷去世时，父亲年仅十三岁，奶奶把他送到外祖母家读书，快二十岁的时候中了秀才。由于家境越来越艰难，他就没有再考举人，放弃了仕途，靠教书养家糊口。他教书多是到“口外”去，大概就是现在内蒙的和林格尔和凉城一带地方吧。因为在本村或附近教书，薪水太低，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困难。

　　“口外”教书，一年薪水是一个元宝，合五十两白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父亲一年难得回一两次家。有一年他年关回家，半路上被土匪劫了，闹个两手空空，命也差点搭上。家里等他回来安排年事，结果白盼一场。

　　村里人说我父亲为人耿直，不阿不欺，办事公道。他来家也闲不着。村里有个大小事，象打架斗殴、家庭纠纷、分门立户、典地立契等，往往找他调解或作中保，他也乐意办这些事。

　　由于我父亲常年教书在外，家里生活的实际组织者是母亲。母名赵金銮，没读过书，是个农村家庭妇女。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在料理家务，抚养我们兄弟姐妹上。她节俭勤劳，温柔善良，自己省吃俭用，但常常帮贫助老。她的性格和品德，对我们兄弟姐妹颇有影响。

　　母亲也有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佛教。在四大佛山之一的五台山下，佛家弟子众多。我们家顶楼上一个角落里，供着一尊木雕菩萨和一尊石刻观音，据说是从五台山“请”来的。母亲信仰佛教很虔诚，鱼、肉、蛋、葱、蒜、韭菜，都不入口，叫做“吃清口斋”；每天夜半人静时闭目打坐，从不间断。在她的影响下，我的两个姐姐也信佛。父亲、哥哥、妹妹和我，都不信那一套。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从小就参加劳动。大姐先月，二姐春月，没读过书，是母亲的好帮手。哥哥徐受谦，因为是长子，很受器重，读书也比较多，但在家里同样得干活。他后来在阎锡山部队当了名军需官，全国解放后在太原文史馆工作，一九七五年去世。妹妹占月，长大时，姐姐哥哥们都出去了，一些家务劳动活多靠她来干。她在太原女子师范毕业后教过书。抗日战争时跑到延安，取名徐达，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

　　我从七八岁开始，便帮助父母做些家务劳动。拾粪拣柴，是我经常做的。也采树叶，挖野菜，我吃过好多种野菜，养成了吃野菜的习惯。

　　母亲干活一向仔细、认真，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做什么活，都要规定数额。拿拾粪来说，每天早饭前必须拾一箩头回来，否则不准吃饭。北方农村积肥主要在冬季。寒冬腊月的五更时分是“鬼龇牙”的时辰，冷得透骨彻心。我在外边拾粪，有时手脚都冻麻木了，要是拾不满一箩头，就不敢早回家。等回到家里时，母亲见冻成那个样子，很心疼。又给脱鞋，又给暖手。但她从来不说降低定额的话。

　　在旧中国农村，吃穿用主要靠自家生产。一个家庭可以说就是一个小社会。家家户户，年年岁岁，都要想方设法种地、织布，编制各种盛器、家俱。我也学会了编篮子、笊篱等一些常用的家什。听妹妹说，我离家八九年后，家里还用着我编的篮子。母亲想念我，有时看到那篮子就流泪。

　　正当我度过我的童年的时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的前夜。清朝政府昏庸腐败，危机四伏。山西地瘠民穷，加上连年干旱，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慈禧太后逃离北京，移宫西安路过山西时，又大肆搜刮，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社会极度黑暗，民不聊生，一场推翻满清帝制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我那时还不懂得这些，但从人们的议论和神情中感到，恐慌，忧伤，不满，渴望改变现实的黑暗状况，成了生活的主调。只听老人们说：“世道要变了！”

　　§读私塾　上小学

　　十岁那年，父亲送我到本村私塾读书，学名徐象谦。

　　我上学那年冬季的一天，教书先生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山西的都督是阎锡山，河边村人氏。以后又听说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赶走了皇帝。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只知道我和一些小同伴都剪掉了头上讨厌的辫子，但不理解它的意义，更不知道这场革命将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这时的私塾，已经有了变化，开始了向新学校的过度。就学的孩子都到学堂去，由先生讲学。学生集资，付给先生酬劳。

　　课本还是旧的，《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之类。这些“旧时村塾所课杂志”，“童蒙诵习之书”，已经流传了几百年，有的上千年，到我们这一代，是最后把它们当课本来读了。辛亥革命后，宣布小学废除“读经科”，改读识字课本。我妹妹上学时就读“人、手、足，刀、尺”，算是新课本。

　　那时念书，纯属死记硬背，囫囵吞枣。眯逢着眼睛，唱唱咧咧，摇头晃脑。先生这样，学生也这样。不管理解不理解，背诵如流就是好学生。再就是写仿，练毛笔字，一笔一划，正正规规地写。背书写字，不合老师的要求，要打板子、罚跪。私塾课程设置的最大缺陷是没有数学，我的数学基础一直没打牢。

　　上学前，父亲就教我读书，写毛笔字。只要他在家，每天都要子女读书写仿，马虎不得。所以，在私塾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老先生也喜欢我。这不是我有什么天赋之才，而是父亲，老师用心血造就的。

　　我在本村私塾学习了两年，而后转到沱阳学校读高小。沱阳学校校址在东冶镇一座庙堂里。神像被搬走，殿堂作教室。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