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叙沧桑记流年(12)_叶浅予

一二

　　§1-11.《王先生别传》与《小陈留京外史》

　　30年代初，《晨报》在上海出现，这是国民党夺取舆论和文化阵地的一项重大措施。《晨报》筹办之初，三友实业社那位姓季的画家，向《晨报》主人潘公展献策，主张每逢星销日随报附送一张画报，用以招揽读者，并推荐叶浅予为画报画一个漫画长篇，填补《上海漫画》的空缺。这个主张为《晨报》所接受，姓季的当即跑来找我，鼓动我干脆把《王先生》搬到《图画晨报》，答应给我每月一百元固定稿费，不过有个附带条件，就是要给《图画晨报》封面封底固定广告户画两幅现代仕女画，也就是把《图画晨报》的四版彩画全部包了。这笔报酬不算少，我心里掂了掂，《时代》每月二套，《晨报》每月四套，吃得消吗？听人说，上海这地方，只要有本事，拼着命干，日子一定过得好。何况那时我才二十多岁，已经有了一个家，开支够大的，于是壮着胆，把这任务接了下来，为《晨报》卖了五年力。

　　上海《晨报》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潘公展集资经营。潘是老上海，是国民党二陈派的重要人物，以前办过报。《晨报》每周附送一张画报，虽非创举，可是在和申新两大报的竞争中却是有利的。我接了这个任务，王先生从《时代画报》又跳到了《图画晨报入为了和《时代》的王先生有所区别，《晨报》的王先生定名为《王先生别传》，王先生的打扮也有所变动，原来穿西装的，改为白长衫和黑马甲（背心），头上仍戴白盔帽；其他人物一概照旧。原来的九格改为八格，顺序由左行改为右行。从那时起，除了兼任《时代画报》编务，我主要的精力放在创作《王先生》长篇上。任务是够重的，但比起1936年为南京《朝报》画每天四格的《小陈留京外史》却还算轻松。

　　《晨报》主编对“别传”内容从不过问，任作者自由发挥，因而我感到精神十分舒畅。记得有一期画的是王先生当了警官，带部下去监视学生示威游行，表现了一幕向学生求饶的丑剧，显然是讽刺政府当局的，事后却并未受到指责。另一次画学生募航空救国捐，王先生躲躲藏藏逃避募捐，意味着对募捐的反感，也并无反应。时间愈久，我愈明白，国民党的统治，也像只纸老虎，并不可怕。不过，你要真是异党分子，那可不客气，“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漏过一人。”王先生是个吸引读者的丑角，随便他干什么，绝不能成为异党分子。我这么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反过来，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吧。

　　漫画细胞在我的肌体和血液中，在上海的十年中，无疑居于主导地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先生》不能在日报画刊中存身，我却拿了这支画笔和漫画界的伙伴们，组织了漫画宣传队，奔走在抗日前线和后方，以另一种方式发挥漫画的战斗功能。即使在我从事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年代中，漫画细胞仍然在我的作品中起到“发酵”作用。1982年的《长安怀古》，1984年的《神游天安门》，以及最近的新作《富春人物画谱》，无不反映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讥讽诙谐态度。60年代“文化大革命’潮间，我被红卫兵造反派所迫，承认自己是个“游戏人间的玩世派”，这当然指我的漫画生活造成了我对人生现实的态度。但是，认真检查起来，这不能叫“玩世”或“游戏人生”，实际是指我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讥讽和诙谐的态度，正是被这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现实世界所逼出来的，逼得我不得不从反面来看这个世界，从丑恶污浊的一面来反衬光明美好的一面。

　　1936年我为南京《朝报》画的《小陈留京外史》表现南京小官僚的嘴脸，也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堂堂首都的官场生活。我认为王先生是封建型的破落地主成分，不宜在官场鬼混，小陈则是上海殖民地出身的富家子弟，和南京官场可以有各种裙带关系。所以我把这两个丑角分了家，安排小陈单独进京去捞世界。《朝报》出现的留京外史第一篇，画的是小陈从上海乘夜车到达南京，清晨在和平门下车，遇到宪兵巡警检查行李。小陈大模大样打开衣箱，衣服上面躺着一封八行书介绍信，收信人不是某局长便是某部长，小陈仰着头似理不理，宪兵巡警只得盖好箱盖，在箱盖上用粉笔划个“已查”的记号。小陈便坐上来迎接的汽车，扬长而去。这个材料我怎么得来？说得巧，就是我初到南京在车站所见的真情实景，我便借用为小陈进京的威风。

　　在此之前，小陈乘车用的是免票，列车员来查票，一看是路局的免票，便问：“局长是谁？”

　　小陈答：“是我姐舅。”

　　又问：“处长是谁？”

　　答：“是我丈人。”

　　进京不久，小陈捞了个不大不小的局长官职，刚上任，第三天要做总理纪念周，局长是一局之长，纪念周上要背总理遗嘱，小陈练了三天，睡觉做梦都背遗嘱，坐在恭桶上也背遗嘱。临上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凡……”把“四十年”忘得一干二净，大出洋相。这篇《留京外史》遭到非议，说我有意丑化总理遗嘱，《朝报》老板受到警告，和我商量，以后别画小陈了，还是请王先生登场吧。《留京外史》画了不到半年，改画《王先生到农村去》，半年以后，农村题材也出了毛病，触犯了地方政府的农业政策，最后不得不请王先生离开农村，到夫子庙茶馆书场当老板，把王的女儿阿媛送到书场上卖唱又卖相。卢沟桥炮声一响，王先生的穷途末路也告结束。

　　大约在1936年，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把我的《王先生别传》和《小陈留京外史》原稿全部搜去，印了六本画册，总算给我在社会上留下了一份遗产。而我自己手头所留的这六本画册，却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至今尸骨全无，找不回来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满脑子教条，认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切矛盾都不存在了，王先生和小陈已成为历史的残渣余孽，我举起一只脚，把他们踢进了历史垃圾箱。到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把我叶浅予也当作历史垃圾，送进了牛棚，关进了监狱，当作历史反革命处理，这才使我从“左”倾教条主义中省悟过来，重新认识了我这段上海创业的历史意义。1986年，经毕克官帮助，从朋友处借到全部王先生和小陈画集，重新编印了一本《王先生与小陈》的选集。面对着这本选集，我思潮澎湃，感慨无已。

　　在我写这篇“上海创业”的历史过程时，身处浙西的天日山自然保护区，双目所见是古杉新竹，两耳所闻是鸟语虫鸣，心旷神情，一派虚灵。手头什么参考资料也没有，只能凭着心灵的飞驰，倒转时间的流向，沉思当年的艰辛岁月。可是，这位我所杜造出来的老丑角，总是对我嬉皮笑脸，不让我触动灵魂深处的创伤。我握紧拳头，向书桌一击，命令他收起那副怪相，老老实实帮我回忆十年的岁月。他似有所悟，板着脸向我诉起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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