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63)_朱亚民

六三

　　§6．一场争取工人生存权的搏斗

　　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工人取得了绝食斗争胜利后，很长时间厂里比较平静，没有发生劳资纠纷。党的工作是开办读书班，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工友听茅盾、乔木（乔冠华）、陶行知的报告。

　　但到了1939年五六月份，资方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工人施加压力，大耍阴谋诡计。他们先是请“阴阳先生”来厂“看风水”，胡说什么工人罢工闹事是因为“风水”不好，补“风水”的办法是加高围墙，围墙上要再架电网。当时我们觉得好笑，平日一向讲科学的厂长经理怎么也相信起封建迷信来了，后来才明白这是厂方精心设计向工人开刀的第一步。接着厂方造舆论说由于经济萧条，印钞业务要减少，扬言要停工关厂。本来天天加班的，现在连日工也不能保证。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制，开工不足，工人收入减少，只能靠吃积蓄，一部分工人生活发生了困难。而事实上，印钞任务非常重，根本来不及做，怎么会关厂呢？厂方减少香港分厂的生产任务，把大量印钞业务发包给美国、德国的印钞公司。厂方和国民党政府为了报复工人，搞垮工会，竟不顾民族大义，工人生计，“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真是无耻之极。另外，一些被厂方收买的工头、走狗，大肆拉拢腐蚀工人，分化瓦解工人队伍。例如，一些工贼邀一些工人赌博，赢了是你的，输了欠账再赌，削弱工人斗志。他们还找一些人来做工人家属的工作，说：“你先生不要去参加工会活动了，否则要害我先生歇生意了，跟他们走我们妻儿老小都要吃苦头”等等，使一些加入了工会的工友顾虑重重。厂方和国民党政府的这些阴谋诡计很毒辣，这都是他们全面镇压我们工人的舆论和组织准备。

　　1939年8月7日清晨，中华书局香港分厂的四个宿舍——红墈、九龙，宋皇台和土瓜湾，突然警探密布。在几百名警探的守护下，资方贴出一张布告：本厂印钞工作完毕，除留若干人办理善后之外，其余工人给予两个月工资的解雇金及单程回沪川资，从即日起全部解雇。次日，以“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总经理陆费逵”名义，又在香港《大公报》、《立报》上刊登“解雇工人”大幅启事，对全厂1400名职工，来了个“一锅端”。很显然，这是蓄谋已久的对广大工人的疯狂报复和反扑。

　　为了加强这次斗争的领导力量，上级党组织和印刷业工会，成立了20多人组成的“非常委员会”，直接领导这次斗争。“非常委员会”一方面向各界发出呼吁，并电告重庆政府；另一方面派代表与厂方交涉，请求收回成命，恢复全体工友的工作。“八一三”两周年这一天，全厂被解雇职工开展了“绝食献金”纪念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的活动。香港《立报》发表了题为《可敬的中华书局被解雇工友》文章，各界舆论“钦佩不已”。8月18日，印钞工人收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复电：印钞之事，续印有期，将来该局仍需用旧工以及熟手。工人代表手持孔电报，要求“续印有期”前的停工期内，给予生活维持费，厂方予以拒绝。

　　我们为寻求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发出了《告国内外同胞书》。由于中华书局的这次大解雇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厂方勾结港府，早已打通了各个关节，香港华民司对我们实施前所未有的“一驱逐、三封锁”：限令工友于8月31日以前离港；封锁新闻、封锁通讯邮电往来、封锁经济来源。重庆《新华日报》于1939年9月20日转载了《告国内外同胞书》，9月30日又发表了《保障我的劳动生活——援助中华书局失业工人》的专题社论。董必武同志在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时，向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提出责问，要求厂方在抗战期间维护劳动人民正当利益。

　　到11月，斗争没有进展。厂方为了拖垮工人，继续给工人施加了压力，对工人宿舍停水、停电，1400多被解雇工人吃住成了大问题。我们针锋相对，决定用募捐的钱，给工人开大锅饭。吃大锅饭的工人和家属分组编号，由伙食工作队负责管理。1000多职工，每天开支相当大，光吃白饭，也要10担米，时值80港元。这笔伙食费，来自法国里昂工人，新加坡华侨，菲律宾农民以及上海、广州、香港80多个社会团体职工的募捐。港英当局悍然堵截工友经济来源，阻止银行支付募捐款。陆费逵还勾结业主、律师，贿赂警察，对住在工人宿舍的工人强行逼迁。一批警察手执警棍，冲进宿舍，砸职工的家具用品，打骂职工和家属。党组织和工会立即给这批工友安排了临时住处。

　　资方看赶不走工人，便使出新花招，串通“沪上闻人”杜月笙出来调解。我们派出朱申臣、夏国钧等5名代表到杜公馆与陆费逵谈判。杜提出厂方补贴每个工人每月12元，共6个月72元作为安家解雇费，工人代表不接受。

　　在谈判时，我们担心他们扣留工人代表。组织上决定由我和王嘉生带领300多工友，组成请愿队伍，整整齐齐地排队到杜公馆等候。没有几分钟，四辆架着机关枪的装甲车风驰而至，从车上跳下一大批手执警棍的中西警察。我下令工人原地坐下，不要管他们。这些警察看到我们手无寸铁，毫无越轨行为，也无可奈何。

　　杜月笙看到外面工人静坐，怕闹出事情增加麻烦，赶忙要我们工人代表传话，要请愿队伍派代表到里面去谈判。请愿队伍推我和王嘉生进杜公馆。杜一副大亨的派头，对我说：“不要急，再等等。”我说：“谈判谈了三个月了，我们的肚子不允许再等了，请杜先生督促陆经理发给我们三个月工资再谈判。”陆就说：“究竟你们中谁是负责的代表。”王嘉生说：“大家派出来的代表，无论那一个都是负责的。他们是谈判代表，我们是请愿队伍的代表。我们要求杜先生调解成功。”杜答应继续调解。我们请愿队伍的意愿已经表达，即撤离杜公馆。回来时，正巧碰上红墈船厂工友放工，他们举手向我们伸出大拇指，表示支持我们。

　　1939年12月15日，港英当局串通流氓势力开始向解雇工人代表下毒手。朱申臣等13位工友以“有侮辱英皇陛下言论”等莫须有罪名被捕入狱。1940年2月13日，上级党组织作出“积蓄力量，暂时退却，复工有困难，争取多得些解雇费”的撤退决定。港厂工人忍着极大悲痛与资方签订了解雇协定。解雇费由原来的2个月增加到6个月，历时7个月之久的反解雇斗争悲壮地结束了。

　　广大工人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真面目，也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工人的解放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轰轰烈烈的港厂斗争结束以后，我们工厂骨干，奔赴抗日斗争第一线，投身于党领导下的武装抗日斗争。我来到了浦东，在那里，与坚持敌后斗争的军民一起，经历了六年多淞沪抗日游击战争的峥嵘岁月。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