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62)_朱亚民

六二

　　我们这些工人慢慢成了他的知心朋友。

　　有一次，袁心德介绍我看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著作。过了一段时间，问我“看得怎么样？”那时我了解得比较肤浅，但觉得书上讲的道理都是维护工人利益的，说：“蛮好！”再经过一段时间，袁又问我：“共产党怎么样？”我回答：“很好。但到啥地方去找呢？”过了几天，袁心德来对我说：“我替你找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名叫杜埃。”

　　1938年3月，经袁心德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我是工人，入党比较简单，只有一个介绍人，但入党时举行了宣誓仪式，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与我同时入党的还有夏国钧（现名夏志明，后在四川工作，已去世）和浦润泉。不久，厂里成立了党支部，夏国钧为支部书记，我任组织委员，浦润泉为宣传委员。后来沈彬森、周小鼎、朱申臣也入了党，成为支部干事。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我们这些普通工人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道理，懂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1938年秋，我厂党组织继续发展，由6名党员增加到40多名，成立了党总支，夏国钧为总支书记，沈彬森为副书记，我、周小鼎、钦家俊、王嘉生为总支委员。下设3个党支部，加印课为第一支部，凹版课为第二支部，检查、零件、电镀三课为第三支部。我任党总支组织部长。

　　香港分厂的党组织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成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战斗堡垒，推动和影响了全港的工人运动。这方面袁心德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袁心德同志调离香港后，上级党又派来了吴有恒、杨康华和钟明等领导同志，他们也为我厂党组织的发展，工人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5．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斗争

　　香港分厂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后，活动是秘密的，开会都在野外。我们一般利用星期天，装作郊外旅游，约好一个集中地，带些吃的东西，碰到熟人就说一起玩玩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讨论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交流各车间工人的情况，团结工人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党支部成立不久，香港印刷业工会中华书局香港分厂工会也正式挂牌成立。

　　1938年12月5日，凹版课工友周浩锡同一个粤籍工友发生口角。第二天，厂方突然宣布解雇周浩锡。按厂方惯例，一般只作罚金2元或记过一次处分。工人不服，派工会代表朱申臣等与厂方交涉。正巧加印课发生了弄污3张钞票的事故，原因是厂方没有把玻璃窗修好，风吹进来钞票卷进墨棍被污染了，但厂方要处罚工人，责令停工一天和加倍罚款。工人推夏国钧同志等代表加印课工人与厂方交涉。这两件事的巧合，被厂方总监周开甲、王谨士确定为工人预谋的反对厂方的联合行动。他们向警方报了警。第二天，厂方宣布“休业4天”。“休业4天”后又通告“休业一周”。

　　12月19日复工的那天，厂方贴出通告，悍然宣布开除69名工会代表和工友，并勒令他们立即离港返沪。这大大激怒了全厂的职工。

　　这时，党支部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党组织指示我们，现阶段的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斗争，为团结抗日，只能采取和平方式，有理、有利、有节地与资方斗争。

　　党支部听取了工人意见，其中一位工人党员叫冯胥平，提出绝食斗争的建议。支部感到这种方式难度大，万一死人怎么办。决定先说理，必要时发动绝食斗争，并加以充分的组织，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支部决定我和钦家俊组织工作班子，具体领导这场斗争。我们组织了宣传队、纠察队，起草了《告全国同胞书》、《告国民政府书》等文告。

　　复工这天，厂方厂门口布置了警察署派来的冲锋车，站满中西捕探，如临大敌。工人进厂后没有去上工，而是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推举钦家俊、余东明等与厂方交涉，要求厂方收回开除69人的成命。总监周开甲、王谨士拒绝工人要求，一直僵持到中午，各课工友已放工吃饭。凹版、加印两课工友异常愤怒，宣布中午不吃饭，以等待厂方收回成命，到傍晚工人继续以“不吃饭”要求厂方收回成命。厂方毫无姑息之意，工人被迫通过了一个留宿车间绝食斗争的决议。凹版、加印课共800多名工人参加了绝食行动。全厂贴满了“反对厂方无理解雇69人”的标语。有一幅大标语，从屋顶垂到楼下，上书：“绝食待命，事关大众，死亦光荣”、“要求全体复工”的大字，表达了工人为捍卫自己正当权利的决心。

　　凹版课工友的悲壮行为，感动了全厂工友。检查、电镀两课首先发起慰劳，他们购买面包，慰问绝食工友。厂方仍然坚持强硬立场，竟说：“饿死了，厂方也不会劝他们进食。”

　　香港华民司威胁要用武力驱逐中华厂工人。

　　绝食48小时后，工人异常愤恨。党支部开会决定稳定工人情绪。一方面做好工作，一方面保护工人生命。被开除的69名工友，见到千余工人为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绝食声援非常不安，他们排队到门口劝工友进食。香港各界群众团体和知名人士得悉真相后，带着面包、水果、牛乳等食品来慰问。绝食斗争第三天，香港各界送来的慰问品堆积如山。而港府华民司扬言，工人违反香港殖民地保护私有制的法律，罢工有罪。这一天，有个工友晕厥，我们雇救护车马上送九龙医院急救。这时，香港《泰晤士报》（英文版）的一个英籍记者到医院采访了被抢救的工友顾林生，写了一篇报道，刊登于当天的《泰晤士报》上。这样，中华厂绝食斗争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港英当局再也无法封锁消息了。香港各中文报纸，冲破新闻封锁，全面报道香港中华分厂印钞工人的绝食斗争。消息传开，震动香港和东南亚。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从延安给我们发来慰问信。香港党组织决定，如果厂方再坚持顽固立场，便发动全市停工、停水、罢市，支持中华书局印钞工人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厂方才被迫接受谈判。出席谈判的有华民司、劳工司，工人代表有朱申臣、夏国钧、黄勤初等5人，资方代表陆费逵、周开甲。最后签订了三项协议：（1）收回解雇69人的成命，恢复原来工作；（2）承认中华书局工会组织是合法的；（3）不阻碍职工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个协议由劳工司向全厂职工传达。历经84小时的绝食斗争终于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

　　这次工人的绝食斗争完全是厂方所逼，厂方企图利用生产中发生的事故，无辜开除参加工会的积极分子，反对工人组织工会，打击进步力量。工人们果敢英勇的斗争，粉碎了顽固势力的阴谋，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建立工会的合法权益。这场绝食斗争，使全厂职工觉悟大大提高，更加团结，工会的威信也提高了。斗争中有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党员人数发展到50多名，其中有粤籍的古妙婵、张婉华两位女同志。我厂职工三分之一是女职工，这两位女同志在女职工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这次斗争也是自海员大罢工以来香港工人运动的一次新高潮。党中央召开“七大”时，要求香港派出“七大”代表参加会议，香港党组织指定由我厂选派一名代表。我厂总支委员周钟庠（又名周小鼎）同志作为代表到了延安。

　　在这次斗争中，青工汤少林同志（后参加新四军，光荣牺牲），用他自己的工资，拍摄了当时工人绝食斗争的许多照片。这些照片一部分被徐荣生同志保存下来了，现在成了上海总工会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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