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9)_朱亚民

九

　　※第四章　二下浦东的前后

　　§1．周达明同志来浦东

　　我从朱家宅养伤回部队不久，东路指挥部派周达明同志来我们部队视察。这次视察，实际上是东路指挥部为淞沪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新部署作准备。

　　新四军东路指挥部成立后，谭震林同志为发展江南武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0年10月，东路特委将浦东工委和青昆嘉中心县委合并，成立中共淞沪中心县委，顾德欢任书记，周达明、吕炳奎、金子明、谢永康为委员。辖浦东工委、昆山县委、嘉定工委、青浦工委以及浦南地区与吴江地区。淞沪中心县委为配合新四军叶飞部队的东进，在浦西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周达明是新四军东路第三支队（青昆支队）的参谋长。三支队有300多人，在苏、常、太、青、昆一带活动。支队长是温玉成，副支队长是吕炳奎、顾复生、陶一球。

　　周达明同志是由地下党交通护送来浦东的。他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浓眉大眼，英俊潇洒，是久经战场考验的红军干部，斗争经验丰富。我们部队从东路受训回来的一些指战员也是认识他的。他对我们部队也有一定了解。这次他是来实地考察，检查我部装备等情况的。

　　周达明同志来到后，我们向他详细地介绍了部队的建制、人员、武器来源和活动方式。他也随部队活动了一段时间，熟悉和了解部队的干部和浦东的斗争环境。他对我们部队评价很高，称赞我们部队政治、文化素质高，说：“这是一支顽强得可爱的队伍。”我们向他介绍了几次打击敌人的战斗经过，他听后对我们战士同仇敌忾、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精神十分赞赏。周经过考察后，最后与我们商定了浦东“五支队”和浦西“青昆支队”两支部队会师的时间和地址。初步确定在3月份，地址是松江的天马山小昆山一带。周说回去后他就带部队过来。

　　§2．天马山会师受挫

　　1941年春，东路指挥部为了打乱敌人的“清乡”计划，并把浦东和浦西两块抗日游击区联成一片，指令顾复生接任青昆支队长，在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下，打通黄浦江交通，两个支队会师于松江的天马山。

　　1941年3月，青昆支队执行会师天马山命令。参谋长周达明率领青昆支队100余人，来到淀山湖谢石关，由于叛徒殷丹天告密，突然遭到“忠救军”袁亚承部1000多人的围袭，经过一昼夜激战，周达明同志和中队长范守廉及全连8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青昆支队的这一不幸遭遇，我们浦东还完全不知道。

　　我当时在反“扫荡”中被丁部打伤后，不能随部队行动。部队仍按“两支部队会师”的指示，由张席珍同志率领一大队，在泖河东边叶榭塘的氽来庙渡过了黄浦江，进入松江、金山地区。部队西进途中，在庄行、叶榭一带同顽敌发生了一次遭遇战。敌机枪封锁并包围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一位战士叫秦洪福，是一名机灵的老兵。他朝地上一滚，打几枪；再一滚，再打几枪；在第三滚后，又是一阵猛射，就在这三滚三打中间，把敌人的机枪火力吸引了过去。其他同志，趁机冲了出来。

　　渡江时，由于黄浦江水流湍急，尹祖根同志不幸落水牺牲。部队渡江后，因为缺乏群众基础，情报不灵通，失去主动权。相反，敌人的情报很灵，他们很快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对我部进行围攻堵袭。

　　我们部队到达天马山一带之后，在那里一直转了三四天，打听不到会师的部队。再久留必然危险，只得把部队拉回浦东。

　　回浦东后，通过地下交通，才知道周达明同志已经牺牲，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剩下的几个人被迫撤回青昆地区。天马山会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暗算和阻挠而失败了。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也为失去优秀指挥员周达明同志而万分痛惜。

　　§3．参加“江南参观团”

　　我军天马山会师受挫后，国民党“忠救军”加强向苏常太澄锡虞新四军根据地的进攻，日伪也开始了对苏常太地区的“清乡实验”。

　　为了打退敌伪顽的反共高潮，开辟新的游击区，江南区党委东路领导决定，中共淞沪中心县委扩建为中共路南特委，统一领导沪宁铁路以南、苏嘉铁路以东地区。任命顾德欢为书记，姜杰为副书记，吕炳奎、金子明为委员。东路领导认为必须注意海岛及淞沪周边地方的发展工作，故又将“海北”，即浙江省平湖、海盐、嘉兴、嘉善等地区的抗日工作，划归路南特委领导。当时，在中共路南特委的领导区域里，除了浦东是以武装割据为主外，其他地方基本上是秘密工作。

　　关于浦东地区的工作，路南特委决定，金子明、张席珍和我三人离开部队，参加由中共江南区党委组织的“江南参观团”，赴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另派东路的蔡群帆同志前来接替我的工作，任“五支队”教导员。蔡群帆同志是浙江宁波人，他是东路三支队的。同来的还有到东路受训的林有璋、沈光中、凌汉琪、潘林儒、夏治行等同志。

　　自从党派我到浦东带部队以来，我和张席珍都没有离开过部队。去过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学习的同志回来都讲受教育很大。我们也很希望有机会去开开眼界。

　　由于我们是从秘密党员转过来的，到了部队仍旧沿用秘密党的一套，什么都是个别进行，开个党小组会，怕人知道，躲到竹园、小屋或牛车棚里去。那时，我还兼做民运工作，工作虽在做，但还没有懂得毛泽东给部队规定的三大任务：工作队、战斗队和宣传队。部队上课的教材，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的大多还是在香港工厂里学的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战士们感到很新鲜，也受教育，但变化少。就是部队的一些生活习惯，开始也沿用旧军队的做法。例如一天只吃两顿饭，完全不适应打游击的斗争环境。那时，敌人常常在拂晓发动进攻，我们只好饿着肚子打仗。后来才像东路那样，改成一天三餐，并且早晨还吃干饭。有关抗日根据地，只是书本上的概念，实际是什么模样不清楚。金子明同志去东路汇报我们情况时，谭震林同志批评我们是“棺材板作风”，意思是太死板了，不从实际出发放手干。所以，组织上调我们去参观学习是很有必要的。

　　§4．途中遇险

　　出发的时候，我们三人是同行的。乘火车到了无锡，因为等船，金子明去茶馆喝茶，我与张席珍出于好奇心，想看看人称“小上海”的无锡城，就进了城。

　　进城时，站岗的日伪军没有检查。可是出城时，却要看“派司”（“良民证”）。张席珍身上带有一张“派司”，先出去了。我没有带那个东西，只好碰“运气”随机应变了。我走上前去对伪军说：“我有急事去城外，‘派司’忘记在家里了。”但说什么也不行，非要我回去拿“派司”才能出城。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回到城里，一时想不出如何办。抬头看见城里公共汽车可以出城，就乘上汽车看能不能混出去。谁知车子开到城门口，又被这个伪军拦住要检查“派司”。伪警看了我一眼，说：“唉！你怎么又来了？”我对他说：“老总，帮帮忙，我有急事出去。”“不行！要看‘派司’。”这时，公共汽车上有个多嘴的说了声：“说不定他是新四军。”我想，这里是不会有人认识我的，就泰然地说：“你不要瞎七搭八，‘派司’忘记在家里了！”既然出不去，我又重新回到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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