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8)_朱亚民

八

　　§4．分化瓦解敌伪势力

　　在粉碎敌人的大“扫荡”中，为了分化瓦解敌伪势力，我们对来犯的敌人坚决打击，对消极的敌人尽力教育，争取其中立或反正。

　　记得有一次，我们部队驻扎在南汇瓦屑村北的李笔花桥。一批伪军长驱直入，气势汹汹来“扫荡”。我们从侧后发起突然袭击，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狠狠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还有一次，我与朱刚在南新公路靠近新场据点的地方，化装成老百姓在公路旁边“割草”，拦路截获了从那里经过的3个骑自行车的伪军。我们把他们的枪缴了，伪军经教育后放回。在南新公路伏击敌人后，不小心我们竟闯进了伪国民党县长孙运达的区中队驻地，这个名为“抗日”的部队，实际打的是共产党。我们已经来不及躲避了，就干脆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岗哨问我们：“干什么的？”我理直气壮地说：“打鬼子的！”对方又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我们是连柏生部队，要见你们的队长。”有个带哨的人一听，连说：

　　“蛮好，蛮好。”就这样我们走了出来。

　　1941年春夏之间，川沙南部的青墩驻有一个伪警察分队，有个本地人叫张宝才，认识这个伪警分队的一个伪警。这个伪警对日军不满，我们就通过张宝才去做这个伪警工作，经教育该伪警决定反正，配合我们内应外合。我们由林有璋同志率部在深夜袭击了这批伪军，全俘伪警一个排26个人，缴到了“三八”枪等武器。张宝才也参加了我们的部队。这次战斗虽然不很激烈，但效果很好，对日伪的震动也很大。

　　过了不久，我们又像打青墩伪警一样，如法炮制，策动了伪军杨文焕一个排的起义。这是我部机智勇敢的小战士杜锐的功劳。杜锐同志是东北人，日本鬼子占领东北时，他还是个十一二岁的难童，流亡进关，先到北京，在一个亲友家栖身。这位亲友有一位朋友认识上海的张席珍同志，因张在巡捕房工作，亲友就托这位朋友把杜锐带到上海，请张给杜锐找个工作混口饭吃。张席珍同志是个肝胆侠义之士，很同情杜锐，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党派他到浦东打游击，他带杜锐到浦东参加了抗日队伍。当时杜只有十三四岁。张初到浦东时，隐蔽在杂牌队伍“忠救军”李文元部，张与李都是客帮人（即外地人），张的侄子与李文元还是“磕头兄弟”。杨文焕伪军大多也是客帮人，与张认识，喊他“爷叔”。张席珍就派杜锐到南汇县城，直接找到杨文焕，经谈判，杨文焕同意起义。我们没有花一枪一弹，削弱了敌人，壮大了自己。杨文焕，河南人，起义部队编入我部后，转移到浙东，改名钱俊，任“五支四大”中队长，1942年9月20日牺牲于浙江诸暨。

　　§5．鸿门赴宴，商谈抗日

　　我们的部队通过反“扫荡”，在群众中的威望提高了，部队也由原来的一个大队发展为两个大队，主力一大队也发展到100多人，活动地盘从南汇发展到奉贤。抗战以来，奉贤一直是国民党“忠救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在那里的发展使他们十分不安，但由于我们有力量，他们也不敢公开来打我们。

　　1941年夏，国民党在浦东的主要当权人物王艮仲，也是奉贤马伯生部的幕后指挥，出面邀我们支队派代表到上海谈判。我方由鲍季良陪同连柏生，在上海私立正风中学与他会谈。王提出要我们与马伯生联合起来，统一行动。我们说，浦东游击环境宜于分散活动，军事上联合行动有困难，经济上可在各自活动区内征收田亩捐，征收数额可取得一致，以免老百姓负担轻重不均。经谈判，双方同意按这个原则具体落实。

　　连柏生回浦东后，又由盘踞奉贤的马伯生出面与我们继续“商谈共同抗日”。为了减少摩擦，共同抗日，我们研究后决定谈谈看。地址选在奉贤和南汇的交界处邵家宅我军驻地。连柏生的警卫由我部署，马伯生的警卫是马千里，谈判由连柏生和马伯生进行。马伯生提出为了保证抗日，各自活动要有一个范围，以免发生误会。意思是我们抗日队伍不要到他的“防区”去活动，有限制我们抗日行动的味道。我们还是坚持敌后抗日必须独立自主，机动灵活，只要能歼灭敌人，应给予充分的行动自由。经济上可以按照与王艮仲在上海的口头协议，划定各自收税的区域。谈判双方商定，南汇县的第一、二、三、七、八和奉贤的东部2个区，为我部征收经费地区，南汇县的四、五、六和奉贤西部地区，都由马伯生部征收；并议定自1942年起，每年按每亩2升米的金额征收“代金”。谈判取得了一定成果。

　　在这同时，他们还想通过谈判拉拢我们队伍。当连柏生与马伯生在里面谈判时，马伯生的保镖马千里在外面却在动我的脑筋。马千里是个老牌军统特务，马伯生虽然也是军统，马千里却是他的“灵魂”，他自吹枪法好，能打香头，还向我吹嘘国民党如何有办法，有的是钞票，有的是枪，要与我交个朋友。他还表示要送枪给我，并约好时间，要我去拿。马千里意图十分清楚，他利用谈判趁机想拉一点人过去。可是他拉错了对象，拉到我身上来了。

　　马千里要我去他那里拿枪。要不要去呢？我们感到这可能是一个圈套。但我考虑到，一方面要搞好统战关系；另一方面，也想弄几支枪，扩充实力。马千里只知道我是连柏生的警卫，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就将计就计，徒手赴约，到了他指定的地址齐贤桥东面的一个村上。

　　马千里看我孤身一人，如约赴会，就吹吹拍拍，进一步拉拢。我说：“你不是叫我来拿枪的吗？枪呢！总不会要我来鸿门赴宴吧！”马连说：“不敢，不敢。”但讲到送枪，他吞吞吐吐抵赖了。这个家伙非常狡猾，枪不肯给，只给了几十发手枪子弹。我想，枪拿不到，搞些子弹也好，不客气地拿了就走。

　　我们与国民党“友军”的谈判还有几次。我们态度是谈得好就积极诚恳地谈，对国民党不抱幻想，我们的立足点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力量，这是浦东抗日力量能否坚持壮大发展的基础，也是这盘棋能否下活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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