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2)_朱亚民

二

　　过了几天，沈彬森同志带了一位穿长衫，个子矮小，像小商人模样的人来见我。他就是上海地下党组织与我们的联系人马纯古同志。他当时是上海印刷业工委的地下党负责人。我把“抗日服务团”的成员和返沪途中的情况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问他下一步怎么办？他告诉我，上海党组织已决定，其他同志到新四军去，但要我留在上海工作。我说：“我是带头回来去抗日根据地的，自己反而不去，我怎么向其他同志交代？”马说：“这是上海党组织的决定，不要你自己负责，你的任务完成了。”上海党组织要我立即离开洪寿坊，去英租界的慈愿难民收容所隐蔽下来。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郊区江湾、大场、宝山、杨行、罗店、浦东等地，约有100多万难民拥进租界。他们大多露宿街头，无家可归。上海租界上一批慈善会、同乡会、爱国志士纷纷设立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数十万。这些难胞，来自战区，家园被毁，生路断绝，亲人被杀害，饱尝日军摧残之苦，有强烈的国仇家恨。大革命时期遭受严重破坏的上海党组织，当时刚刚恢复，党员不多，但仍抓住时机，把大部分的力量投入难民收容所工作。一些难民所成了党培养抗日干部的大学校。一批批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也从这里走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第一线。

　　我去的是老垃圾桥（今浙江路桥）北的慈愿难民收容所一区。这个地方原来是外国人的“坟山”，现在临时搭起了一排排芦席棚，一间棚子住几十个人，大家睡统铺，吃大锅饭，生活很艰苦。但这个难民收容所，却是上海党组织重要的活动据点，它公开的负责人是党的可靠朋友赵朴初先生，实际工作是由周克、朱启銮等共产党员具体负责管理的。马纯古同志把我安排到这里，见我吃住基本解决，叮嘱我要注意安全，不要随便发表意见，以免引起人家注意。

　　后来我才知道，上海党组织原来确实准备把香港撤回来的同志，全部送往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去的。但国民党的部队驻扎在浙江、江苏、安徽交界的广德一带，对新四军封锁严密，路上风险很大。为保证安全，只好等待时机。但时间一长，我们这些同志焦急了，上级党也感到老等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让一部分同志去新四军“江抗”部队。余东明等一批同志就去了“江抗”，在无锡、苏州、常熟、太仓一带打游击。沈彬森同志也去了江阴。我和钦家俊留在上海，因为我们是搞工人运动的，上海党的工作很缺人。

　　我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几名地下党员的活动，他们在一个国际电台工作，地址在法租界陆家观音堂附近。我的任务是领导和培养他们成为骨干，通过他们秘密发展和积蓄力量，以扩大党的队伍，为今后发展做准备。我的联系人还是马纯古同志，他与我单线接头。那时，我没有公开职业，吃住都在英租界的慈愿难民收容所，而工作在法租界，隐蔽得相当巧妙。钦家俊同志被安排在法商电车公司领导工运。

　　有一次，难民收容所组织讨论“新民主主义”问题。按组织规定我是不准发言的。因为那时年纪轻，沉不住气，听到有些言语不大像样，我就开了一炮。我讲的与外面公开宣传的调子不一样，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收容所的党组织一听就明白我的身份。所里领导就把我的言行向上级党组织反映，说我的发言不像一个普通老百姓。上级党组织马上找我谈话，指出我不谨慎，以后只是吃饭、睡觉，不准发言。我深深感谢组织对我的爱护，以后讲话格外小心留意了。不多久，“抗日服务团”里几个去“江抗”新四军的工友，开小差回上海来了。一天在马路上，我正巧碰上开小差回来的一位姓俞的工友。他对我说，部队苦，吃不消。又问我在啥地方。我只好吱吱唔唔地应付一阵。我把这一情况向上级党作了汇报。上级党考虑我工作的安全，决定让我立即转移。

　　§4．改名“诸亚民”

　　一天，上海党组织派马纯古同志找我。他对我说：“你必须立即离开上海，党组织决定派你去浦东带部队，为了‘灰色隐蔽’，不暴露我党的领导面目，你‘朱复’的名字在香港已经红了，必须改名换姓。”

　　我听了眼睛一亮，我从香港回到上海就是准备上战场去打日本鬼子的，既然新四军去不了，只要上战场打鬼子，去浦东也一样。我也第一次听到浦东有我党的武装力量，感到我们党了不起，竟然在敌人的统治中心——上海的郊区打起游击来了。

　　当时我对党要我改名换姓一时想不通。我说：“请党放心，我朱复为消灭日本鬼子，杀头牺牲全不怕，大丈夫坐不改名，行不改姓，正大光明，名字不必改。”

　　马纯古同志说：“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为了有利于党开展工作，党组织已研究决定了，你的名字必须改。”

　　马纯古同志代表上级党组织坚持要我改名换姓，我想上级党组织总比我站得高看得远吧。那么改个什么名字好呢？想来想去，想到一个“诸”字与“朱”同音，为了保住一个姓的音，我说：“那么就姓‘诸’吧。”名字呢？我想自己是个无产者，在旧社会是被人看不起的，那么就叫“亚民”吧，亚者次也，亚民者即“次民”也，这个名字与我的地位相吻合。

　　从此，我这个“诸亚民”名字，就在浦东、部队和老百姓中慢慢地传开了，几乎家喻户晓。因为后来我们部队张贴文告的具名，都用这个名字。敌人曾用10万元军票买“诸亚民”首级，但他们都没见到我是个什么模样的人，也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和原来是干什么的。

　　组织上向我交代了与浦东党组织联系的方法。我深感这次下浦东与我以往所经历的斗争不一样，责任十分重大。

　　在我去浦东之前，我党在浦东的武装力量已有一定的基础。早在大革命时期，党就十分重视浦东的工作，发动过浦东农民暴动，支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留下了革命的种子。1937年12月，根据抗日斗争的要求，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以灰色隐蔽的面目出现，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第一支武装力量是由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周大根（又名周秋萍）组织起来的。他是南汇县大团镇周家宅人，1938年初受党指派回浦东，在泥城建立了“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简称保卫二中。周大根任中队长，共产党员姜文奎、姜文光和进步青年姚镜人、陈文祥（陈伯亮）等都参加了这支部队，泥城可说是浦东的革命圣地。一年多时间部队就发展到200余人，对日军震动很大。1938年12月16日，日军从周浦、祝家桥、南桥据点出动1000多兵力，大举“扫荡”，合击泥城“保卫二中”。周大根带领战士，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周大根等28位同志壮烈牺牲。这支武装力量受到严重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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