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1)_朱亚民

一

　　※第一章　从香港到浦东

　　§1．廖承志授命于我

　　1939年底1940年初，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已公开叛国，日军对中国的侵略由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转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中国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已经到来。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后方，加强了对国民党顽固派势力的诱降、劝降和逼降活动。国民党右派的投降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他们迫不急待地加紧对进步力量的进攻。

　　当时，我24岁，正在中华印刷厂香港分厂工作。这是个以印刷国民党政府钞票为主的官僚资本企业，职工大多来自上海，抗日进步力量活跃。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击进步力量，竟然不顾工人的生计，把来自上海的1400多名工人全部解雇。这种罕见的迫害，激起了全厂职工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抗。

　　在中共香港党组织的领导下，自1939年8月至次年2月，工人们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解雇斗争，历经7个月。它震撼了香港，震动了全国和东南亚。毛主席、党中央从延安发来电报，给予坚决的支持和高度评价。

　　我当时是中共香港中华印刷厂党总支组织部长，也是这次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斗争结束以后，港英当局和国民党在港势力，开始对我们这些“活跃分子”进行搜捕迫害。党组织根据抗日斗争的新形势，要求被解雇的党员骨干，转移到新的战场。有的同志提出到延安去，但组织上告诉我们，去延安路程太远，而且我们这么多人，要通过西安封锁线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我们考虑去东江打游击。张蔚之等同志当时就按照这一安排去了，但大多数同志认为，我们是上海一带人，语言不通，工作不易开展，去东江不太合适。

　　正当我们研究今后去向的时候，上级党组织的杨康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去九龙的一个高级酒家，廖承志同志要接见我。

　　1940年2月的一个傍晚，我按约定时间，来到了这个酒家的一个客房。廖承志同志已在客房里等候了。他抬眼看了我一下，问：“你是中华厂的朱复同志吗？”我说：“是的，廖先生。”我是第一次见到廖承志同志，他当时的身份是八路军驻港代表，也是党的华南局领导人之一。他中等的身材和犀利的目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套陈设豪华的客房，有好几间房间。我们在一个小房间的圆桌边坐下。他反坐在靠椅上，双手和胸脯压在靠背上，先向我介绍了抗日形势。大意说，1940年后国内外时局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蒋介石的反共气焰会更嚣张，日本准备扩大海外侵略战争。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活动，唯一办法是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他特别郑重地强调：“要告诉工友，港厂斗争不是失败，是有计划地撤退。要把一批骨干转移到抗日根据地去工作。党准备组织一个‘抗日服务团’，决定由你任团长，对外讲是被资本家解雇回上海找工作的。”廖嘱咐我：“你一定要负责带好这批同志安全抵达上海，到了上海后，一切听从上海党组织的安排。”

　　廖承志同志找我这次谈话，主要是要我负责把中华印刷厂香港分厂的一部分党员和罢工骨干，安全转移到上海接受新任务。

　　我离开酒家已是深夜了。香港这个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城市，除几条喧闹繁华街道以外，周围还是荒芜一片。我走出酒家，穿过几条马路，稍有凉意的海风拂面而来，我的心情顿感舒坦和轻松。

　　§2．率“抗日服务团”返沪

　　回厂后，我向党总支汇报了上级党要求组织服务团回大陆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经我们发动，响应参加“抗日服务团”的成员，共有20多人，都是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中的骨干。为了适应斗争的新形势，我们专门请在港的学者钱俊瑞同志给我们讲了一次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报告。我们还组织“抗日服务团”的同志，学习了党在香港公开发行的《解放》、《群众》以及《世界知识》杂志上有关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文章。大家斗志昂扬，同仇敌忾。

　　为了安全转移，党组织先派了我厂的副书记，也是我的师兄弟沈彬森同志，离开香港到上海，与上海党组织接关系。

　　我作好了捐躯疆场、报效祖国的思想准备。我是个长工，在香港已有个小家庭。我把住的房子和一切有用的家具杂物，全部让给和送给留在香港的工友。我与爱人潘兰珍同志，原有个不满4周岁的儿子，在7个月的反解雇斗争中，由于工作繁忙，我无暇顾及家庭与孩子，以致这孩子竟因病而过早夭折了。这对我俩自然是件悲痛的事。现在，她刚怀孕一个多月，又不得不离开我独自回常州老家去。常州戚墅堰老家的房子，已被日本鬼子全部烧光，我实在为她今后的生活忧虑。但因革命斗争的需要，我们不得不暂时分离。我托回常熟的两位女工，一路上相互照顾。我对兰珍说：“你先回家，等我到上海后再与你联系，我没有信给你，你就不要来找我。”

　　她不知道我是去抗日第一线战斗的。谁知，这句“临别赠言”，让她苦苦等了五年。直到1945年初，我才把她接到青浦。当初还在母腹中的孩子建华这时已满5岁了。

　　1940年的早春二月，我提了一只不满七八斤的小提包踏上了返回上海的征途。其他20多位同志，也分别登上了香港太古公司的一艘客货轮。我检查安排好工友，返回甲板舷窗时，船已驶向茫茫大海。南国疆海，春风融融，白浪滚滚，海天一色。回想我自1936年9月抵香港，到1940年2月离开，已是3年多。这3年多，我由一名普通的工人，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今天又接受党的重托率领战友回上海，奔赴抗日战场的第一线去战斗。民族的危亡，党的事业，呼唤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去战斗，光荣感、责任感如大海汹涌的波涛在我心中激荡。

　　§3．隐蔽在上海难民收容所

　　轮船经过两天两夜的波涛颠簸，到第三天中午，终于驶进了阔别三年多的黄浦江。昔日的万国商船港口，显得冷冷清清，几只扯着膏药旗的日军武装铁壳船，在横行穿梭。十六铺码头，难民遍地，乞丐成群，市场萧条，满目凄凉。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使我们义愤填膺。

　　“抗日服务团”的同志安全抵达孤岛上海后，我安排他们有家的暂时回家等候消息，不能回家的由我带领临时住下来。按香港的约定，我一下船，就找到了沈彬森同志。先回上海的党员蒋建忠同志，按党组织指示，在大自鸣钟（今长寿路西康路口处）洪寿坊已给我们租借了一间统楼，可以住10多个人。我与余东明、鲁善山等党员同志就住在那里。为了避免上海警方注意，白天我们不出门，每天派人去买大饼油条来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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