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 “自作孽，不可活”

“自作孽，不可活”(1)

　　问题之严重，还不仅限于此。

　　日本战犯的坦白、揭发和东北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使我们“一所”激动起来了。尤其是那些年纪轻的人，反应分外强烈。在这种情形下，我遭到了侄子、妹夫和大李的揭发。我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仇恨中，其中包括了家族的仇恨。我犹如置身镜子的包围中，从各种角度上都可以看到自己不可入目的形象。

　　这是从我们一所的一次全体大会开始的。那天我们参加过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工作团的人员把我们召集起来，要大家谈谈感想和认识。许多人从日本战犯大会上感染到的激情犹未消失，这时纷纷起立发言，自动坦白出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了别人。人们检举比较集中的是前伪满司法大臣张焕相。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做过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和东北军航空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关内跑到抚顺老家，千方百计地巴结日本人，给统治者献计献策，上了四十二件条陈，因此，得到了关东军的赏识，并由军政部嘱托爬上司法大臣的位子。他有许多出名的举动，其中一件是他在被起用之前，在家里首先供奉日本神武天皇的神龛，每逢有日本人来找他，他必先跪在神龛前做好姿势等着。另一件是，他曾在抚顺亲督民工修造神武天皇庙，修成后和他老婆每天亲自打扫。在人们的检举声中，他吓得面无人色。后来人们提到他人所以来的种种对抗举动，例如故意糟踏饭菜、破坏所内秩序、经常对看守员大喊大叫，等等，引起了全场人的忿怒。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今后再不老实，还要随时揭发他，政府也不会饶他。我很怕也被别人这样当场检举，很怕别人也认为我不老实。由于这次检举与认罪，不准彼此透露材料，我怕别人不知道我已做了坦白，觉得有必要在大会上谈谈，表明我的态度。因此，我也发了言。在我讲完了坦白材料之后，刚要说几句结束话，再表明一下认罪决心的时候，不想小固忽然从人丛中站起来，向我提出了质问：“你说了这么多，怎么不提那个纸条呢？”

　　我一下怔住了。

　　“纸条！小瑞的纸条！”小秀也起来了，“那些首饰珍宝你刚才说是自动交出的，怎么不说是小瑞动员的呢？”

　　“对，对，”我连忙说，“我正要说这件事。这是由于小瑞的启发……”

　　我匆匆忙忙补充了这件事，而小固、小秀还是怒目相视，好像犹未甘心的样子。幸亏这个大会到此就结束了。

　　我回到监房里，赶紧提笔写了一个检讨书给所方。我想到所长知道了一定很生气的，心里不由得埋怨小瑞，于什么把这件事告诉小固和小秀呢？小固和小秀未免太无情了，咱们到底是一家人，你们不跟老万和老润学，竟连大李也比不上！过了不久，我看到了他们写的书面检举材料，才知道家里人的变化比我估计到的还要可怕。

　　按照规定，每份检举材料都要本人看过。赵讯问员拿了那堆检举材料，照例地说：“你看完，同意的签字，不同意的可以提出申辩。”

　　我先看过了一些伪大臣写的。这都是伪满政权的公开材料，我都签了字。接着便看我的家族写的。我看了不多页，手心就冒汗了。

　　老万的检举材料里，有一条是这样写着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我入宫见溥仪。溥正在写一纸条，此时张景惠及武部六藏正在外间屋候见。溥向我出示纸条，内容大意是：令全满军民与日本皇军共同作战，击溃来侵之敌人（苏军）。溥谓将依此出示张景惠等，问我有何见解。我答云：只有此一途，别无他策。

　　我心想这可毁了！我原把这件事算在吉冈的账上了。

　　大李的检举，更令我吃惊。他不但把我离开天津的详情写了，而且把我写自传前跟他订“攻守同盟”的事情也写上了。

　　事情不仅仅是如此。他们对我过去的日常行为——我怎么对待日本人，又怎样对待家里的人——揭露得非常具体。如果把这类事情个别地说出一件两件，或者还不算什么，现在经他们这样一集中起来，情形就不同了。例如老万写的有这么一段：

　　在伪宫看电影时，有天皇出现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占镜头即大鼓掌。原因是放电影的是日本人。

　　一九四四年实行节约煤炭时，溥仪曾令缉熙楼停止升火，为的做给吉冈看，但在自己卧室内，背着吉冈用电火取暖。

　　溥仪逃亡大栗子沟，把倭神与裕仁母亲像放在车上客厅内，他从那里经过必行九十度和，并命我们也如此。小瑞的检举里有这样一段：

　　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后收容到博济总会，前后要来使用的有二十名。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非刑，打手板是经常的、最轻的。站木笼、跪铁链、罚劳役……平时得互相监视。孤儿长到十八九岁仍和十一二岁一般高矮。溥仪手下人曾将一名孤儿打死，而他却吃斋念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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