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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当我开始弄墨时,有一次我画了两头驴,黄胄先生补了一头,范曾又添了个小孩,最后黄胄落的款:“俯首甘为孺子驴,忠祥老兄醉笔画驴,范曾补孺子,黄胄戏题。”那天,大家难得相聚,又很开心,我设了个小局,那就是用淡墨画了两头驴,这样他们好给我修改,给我添枝加叶,那两头驴上也有黄胄的笔墨。我至今珍藏着这幅画。

  有一天,在大庭广众,范曾又神采飞扬,高谈阔论,“忠祥还真有人缘,我们两位大家给他补画,他画了两条小丑驴,黄胃补了一条驴,我添了一个小人。”

  可见,他认为我连正一品都不够格。不过,我当时真是刚人门儿,不如现今水准。今年我的一张泼墨四尺整纸骆驼,参加了广电部电视界画展,还得了优秀奖,今日之笔墨当不可与早期同日而语了。

  我早已仰慕黄胄的画风,他用墨的神韵依我之见,当代还没人能与之相比。

  我第一次与黄胄相识,是在“邓拓藏画展”上。邓拓夫人丁一岚女士,按照邓拓生前遗愿,把家中藏画捐赠给国家。丁一岚是播音界前辈,她在延安播音时,我才出生不久。这次藏画展我当然要去参加。那天,黄胃、周怀民等著名画家也都出席了画展开幕式。黄胃手持一根竹杖,头戴一顶墨色羔皮帽,与两道浓眉配得极有派头。他进人大厅在签到簿上,饱蘸浓墨,潇洒遒劲地签了名,我于是不好意思再签名了,因为我的字太寒碜了。

  展览后,丁一岚大姐设便宴答谢几位邓拓生前的画界朋友,黄胃、周怀民都出席了,我作为了大姐晚辈也在其中。席间,黄胃谈兴颇浓,高席评价丁一岚捐画义举,我当时真的并不能理解邓拓这一批藏画的无可估量的价值。几位大家谈笑风生,我敬陪末座,洗耳恭听,不时插问上几句自认算得体的话题。

  在席间黄胄给我讲了这么一段往事。他法当年挨斗去了干校,那时叫他“驴贩子”,“你不是画驴吗?就叫你喂驴。”整人的人太傻瓜了,这在他们心目中带侮辱性的惩处,践踏知识分子尊严的招术,哪知道对画家来说,适得其反,这是派来了一批“模特儿”,给黄胄一个绝妙机会,朝夕观察驴动作的千姿百态,以及摸透了驴的犟脾气与吃苦耐劳时表现得低眉顺目的性情。驴的眼睛其实是漂亮极了,食草动物大都有一种柔顺的目光。

  一天,黄胄赶着驴车进了前门大街,记得他自己说是路过全聚德。他把驴车一拴,进了饭店,饭店领班的认出来了,“哟,怎么着,出来啦!”黄胄告诉他这是进城办事,马上还得回农场。服务员给他找了一个单间,黄胄掏出钱来,“就这些,您看着安排。”不一会,端上一只烤鸭,半斤饼,外带一瓶老白干。在农场受累的身子,受苦的肚子,难得改善,来了个风卷残云,酒足饭饱,告别朋友们,出了门,一抬头,糟了,驴车不见了,准是没拴牢。

  黄胄一想,坏了,驴车要是出了事,或撞了人,这罪过就大了。一路小跑。这跑是有学问的,马路通南北,倒是往哪儿追呢?黄胄心想肯定往出城方向走了,老马识途,驴是马的亲戚,估计没错。跑了一段路,唉呀,谢天谢地,在一个警察岗亭外拴着呢。黄胄赶忙向警察又道谢,又解释,又承认错误:“我是一名犯错误的干部!跟不认识你的人说这个干嘛!刚才肚子饿了吃点东西,不小心驴跑了,太谢谢您了!”警察把驴车还给了他,他赶上驴车一路轻松松回了农场。

  说起当年黄胄“解放”,还亏了周总理。当黄胄被关在农场改造时,他几经折磨,已看不出今后还有什么前途。这时,周恩来总理提起了他,问:“黄胄在什么地方?”当听说黄胄在农场劳动,周总理说:“让他画画儿,在农场干什么?画画儿还可以为国家创汇嘛!”有人把这如春风送暖的喜讯捎给黄胄,他自己解放了自己,兴高采烈,长出一口气。这时,管他的人也握着他手说:“其实,你早就没事儿了。”当初,黄胄写多少份“交待”材料,也过不了关。这时,他不写了,可是总要有个形式,大家好下台呀,干脆,由管他的人起草,黄胄签个名,就算恶梦已醒。提起这段事,黄胄绝无怨恨之情,只不过一笑了之。

  我非常佩服黄胄的刻苦,他笔下人物、动物、花鸟,千姿百态,而且无论什么主题,那画面上首先扑出来的是火热的激情,对生活的向往。尽管黄胄由于当年挨斗脊柱有伤,至今不得不手柱拐杖,但他对生活永远充满了热情。疾病折磨着他,他以病痛之躯挥毫讴歌生之快乐,这是何等崇高的人格。他的身体日益衰弱,但他的内心充满了一个强者的朝气,昂扬、不屈与奋发。唯其如此,他的画卷给人的不是梵高的生与死交炽的激奋,也不是石鲁晚年的狂放,更不是八大的孤傲与无奈,我总感觉黄胄人物画与鲁本斯的物画有哪一点相像,中西画派不同,但那饱满的构图,与大气的回荡如此沟通,黄胃的画面,墨色是那样奔放多彩,彩色是那般浓淡相宜,几乎你闭着眼都会感到画面上生命冲激。“生命即美”,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是有黄胄作品为例当更能丰富他的理论。

  看黄胄的作画,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他落笔犹如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挥毫那力挟千钧的气势,勾线那稳如泰山的感觉,使我悟得了一个主持人在台上应有的气度。黄胄作画的过程、你会感到那围绕着他的气场是旺盛。他的画儿漂亮,画画儿的神态动作也漂亮、帅。

  我就是多次看他作画以后,才萌起画中国画的极大兴趣。

  因此,我把我的这位朋友,称为老师“师父领进门,修行看个人。”我并不是拜师学艺,只是耳濡目染,自己操练起来。我绘画,没有基础,像我这样半路出家,再从ABC学起,从素描开始,既来不及也没必要。我只算个票友,从不想成画家。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样样都能学好,我的主要精力已献给了主持人工作,其他的就算是修养吧,我画的不行,可看的不少,懂的也不少。经画家们一点一滴给我指点与讲解的可比一般人多多了,因此,我可以很投人,很内行的主持中国绘画节目。

  黄胄予我半师半友之友情,我也就经常为他的事业尽点心,绝不推倭,而且又不容辞。他晚年心血,扑在炎黄艺术馆上,我和倪萍是他的公关代表。

  1994年元宵晚会,倪萍主持一段节目,剧组去拍摄炎黄艺术馆和创始者黄胄先生,倪萍打电话给我,说黄老师希望我去。我二话没说就赶了去,我记得在电视机前,我们开个玩笑,我说倪萍是我学生,黄胄是我老师,倪萍你管黄老叫什么?叫师爷,可不是鲁迅先生讲的,人家称他为绍兴师爷,那是刀笔之吏,咱们这是艺术的继承关系。当然,管黄胃夫人郑闻慧叫师奶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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