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随想(30)_赵忠祥

三〇

　　我记述了几位与我有过交道的人是农民，这是在中国，美国也一样。卡特就是农民出身，当然他不是从南部的花生地里直接入主白宫的。在美国近代的几位总统中，从我这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我对卡特最有好感，因为我曾采访过他两次，一次在白宫，一次在中国的钓鱼台。

　　1979年伊始，我和同事们作为邓小平副总理访美的电视报道小组成员，先期来到美国，第一项工作内容就是采访卡特。此事我在《昨夜星辰昨夜风》一文中已有过记述，这采访的过程以及我估访中的问题和卡特的回答，都只能从当年的《人民日报》去查看了，年深日久，录像带已经掉去了磁粉，这次采访的录像带我想看一遍也不可能了，这是十分可惜的事。电视提供了最快、最便捷的记录方式，然而却不能长期保存，保存在我记忆中的，就是当时在白宫见到卡特时的第一印象。

　　由于我们很晚才把问题提交白宫，白宫方面宣布原定上午9点总统的接见推迟1小时。这使按时到场的我们中方记者和美国一批记者挤在一起，等在白宫的一间大厅里，人多椅子少，当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也怪。我们中国中央电视台独家采访，只有美方一家厂广播公司的几位摄像和编导和我们一起采访，帮我们工作。其余近百位记者挤在那里干什么，至今我也不明白。进不去，也就拍摄不上，仅仅是为了我们的采访，他们才闻风而来，问我什么，我都不说，就那么三个问题，说出来对他们又有什么新闻价值呢？这是问他们总统的，又不是问他们的，于是他们乱轰轰地站在那里凑热闹，倒使我颇不寂寞。

　　当我最终走进总统办公室的大门时，只见一张椭圆形会议桌放在大厅正中。我站在一进门处，忽然间在办公桌与墙壁的夹道中，走来几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他戴着一副眼镜，年轻而干练，他向我打了个招呼，他一闪身，我发现卡特已走到了我面前。在电视上我经常见到他，于是我就觉得这位总统算是老熟人了，他憨厚地笑着与我握手问好。在这间引世人注目的办公室里，一位身着合体西服的美国总统，脸上绽开的是我似曾相识的微笑，这笑容像极了中国农村地头农民大叔的朴实的微笑，是毫无装腔作势、自然而然不加雕琢的笑。我浮现在心头的想法，就是觉得他很农民，很平民化，很亲切。因而，顿时使我觉得外面的冰天雪地曾给我带来的寒意，此刻都被驱散了。这椭圆形办公室仿佛是我在北方隆冬中多次拜访过的温室菜田。

　　工作人员请我人座，我和卡特离得很近，紧挨在这长长的办公桌的一端。卡特仍然温和的憨憨的笑着，问我来美国几天了，是不是头一回来，对美国有什么印象，在国内时听到的与现在看到的有什么不同，学过多久英语，这次跟你们副总理（指邓小平同志）要去几个地方，我与他交谈对，忘掉了周围的一切。仿佛对着我们的三台摄像机，一台16毫米摄影机，几支话筒，七八位记者，和坐在一旁的三位白宫的女工作人员都消失了，仿佛我与卡特坐在阳光下（摄像机、摄影机灯光照射下有这一感觉）的地头促膝闲谈，有一搭设一搭，谈的什么或为什么而谈并不重要，而那谈话的感觉是温和的，亲切的，愉快的。人就是这样，他坐在白宫是总统，如果画面幻化成他坐在田间地头，就是农民。当然农民只管那一块庄稼，而卡特要管整个美国包括农田，而且超越农田，他们还爱管天下的事儿，我何尝不如此。就当我坐在白宫面对美国总统之前的几年，我还不是正在没漆的水田中平整稻田，挨蚂蟥咬。那时，在田头与老农的交谈也是有一搭没一搭，交谈什么，说明什么都不重要，只觉得人生总要有和人的交往与交流来填充，这才是真真实实的活着。

　　“请正式开始。”这一声指令，使我重新回到我的工作状态。于是，我正襟危坐，换成不单不亢的微笑，庄严地说出第一句话，第一句在电视中的活；“总统先生，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记者第一次有机会采访一位美国总统。”于是，我从沉浸在田头和老农促膝闲聊的感觉中，回到了世界级的政治舞台上，我微不足道，但我代表的是五千年的一种文化传统，我所应体现的是站起来的正在日益强大的中国人民的气质、风度和自尊自重的庄严，但我知道，仍需一种儒雅而温和的包装，卡特也收敛了刚才那随意的形态，而认真地一字一句地回答我的问题。他的嗓音也实在应该列人田园风味的范畴，在声带的闭合上是有问题的，因此那声音的发出并不圆润，尽管说不上是沙哑，但也有一点磨擦声。

　　在外国政治家里，我从录音中听到希特勒那野狼嚎的语调，也听过发出金属光泽的男中音，印尼前总统苏加诺的演讲声。但基本上没有装饰味的还是卡特，采访结束后，结束在1979年，凝固在1979年。如今隔了16年的岁月，当我再回想起白宫的一幕，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我感觉到在塑料大棚与农民大叔亲切交谈的那一幕。

　　我是中国人，我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不多投卡特的票，使他连任。当我从电视中看到大洋彼岸的卡特败于对手里根，看到在决定卡特政治前途的一刹那，看到他竞选连任告吹的时候，使我动情的是，卡特哭了，他妻子也哭了，可能支持他的人也哭了。我好同情他，我不知道他全部政绩如何，也不知美国人对他感觉如何，我只觉得他很伤心。从此，他又回到南部，回到那一大片花生田，这只是我的一种想象，他下台后又来中国访问，住在北京时，还在大街上骑了半天自行车，这使我想起他穿着裤衩背心，在美国大街上和上千人一起跑马拉松，好像没跑完坚持不下来了。他很瘦，没什么肌肉，这么展示风姿有伤大雅，但我很佩服他的平民意识，然而美国这个大国能否推崇一种平民意识，就要再考虑了。

　　当时和今天遗憾的是，我和卡特的一段非正式的亲切对话，CBS的工作人员就是不肯编上，气死我也。我们提什么问题，用得着你们管吗？我的采访编什么内容，你CBS帮我干的，有什么资格干预，但没辙，录像带在人家手里，当时我们又靠人家帮忙，这个哑巴亏吃得真冤枉。

　　1984年4月，里根来访华，我受命在钓鱼台采访。这次访华是里根遇刺康复后的出访，美方的安全措施使我意识到什么叫做惊弓之鸟。

　　在钓鱼台国宾馆一座楼房门口，有中国守卫，也有美国警卫人员，每一位进人这幢房子的工作人员，都要让他们检查，连机器也翻一下。我提了一个手包，也许我的神色不好，反正他们没查我，我走进了客厅，我和同事们还有一位外交部工作人员，在采访现场布置了一下，两个沙发夹一个茶几，放在有一巨幅国画《松树》的正前方，机器对好，灯光布好，话筒也通路试过。这幅松是岭南派绘画大师黎雄才的作品，黎先生和我是忘年之交，所以我感到很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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