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随想(8)_赵忠祥

八

　　1978年岁末，我正在家中与爱人孩子一起从12英寸黑白电视机屏幕上看节目。一阵敲门声惊扰了我，宋培福闯进来，我预感，我期待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无事不登三宝殿，进门来不及坐下，就催我：“快走，车在楼底下，台里叫你马上去直播一条重要消息。”

　　我们急速奔赴电视台，一位台领导交给我一份稿件，离播出的时间不多了她说：“我们认为你播合适。”这篇稿子就是1979年元旦《叶剑英委员长告台湾同胞书》，祖国统一大业的信号发出了，我荣幸地承担起了这个信息的传递任务。

　　我庄重而神圣地走向我阔别了十年的镜头前，充满了信心。

　　当晚是一组迎接新年的文艺节目的压轴，可是真正压轴的却是我播送的这条重要新闻，摄像机的红灯亮了，我把在此之前的一切回顾与思考摒除脑外，沉下心来，庄重而镇静地把稿件的每一个句子以至每一个字通过荧屏传送出去，没有任何差错。播完之后，我悄悄地退出播送室，这里的一切对我都仿佛是一场值得回味的梦，一个亲切的记忆，我曾在这三十几平方米的演播室，度过了我青年时期的播音生涯，“文化大革命”割断了历史，割断了文化，也割断了我的播音工作。这段工作空白期间，却发生了那么多令人不堪回首的往事，有摧残我的心灵与尊严的屈辱，也有我辛勤劳作的欢乐相伴，我青春年代的美好时光就这样度过了，当我身处逆境时，我憧憬着重返播音岗位的一天，在灯光前，一刹那的寂静中的冲动，一切又都在灿烂的朝阳中恢复了正常，那阳光就是耀眼目的灯光，那温馨就是直播中的寂静。

　　我独自悄悄回家，我仍会千百次地在我的岗位上把任何人间奇迹，四海风云，惊天动地的业绩向世人传送。而我只是这部传送工具的一个零件，仅此而已，我的一切梦幻植根于此。

　　从1979年元旦起，中央电视台逐渐恢复了口播新闻，在这半年中所有的口播节目，都由我一个人播出，而且是直播，包括对画面部分的解说也是直播。说老实话，这期间的重要新闻的直播，无论从长度、难度、紧张程度上都远没有早期工作的困难。

　　至此，我原有的功能全部恢复，全部运转起来了。我满足了，只要让我学以致用，只要交给我力所能及的工作。虽然。那会儿我只有一间16平方米的宿舍，做梦也没敢想过以后会住上三室一厅。我那时月收人56元，也从没有拥有一台20英寸彩电的奢望。唯一的不满足即是我不能施展自己的技能，而这技能又偏偏不能拖延等待，万幸的是“文革”动乱结束时，我还年轻，命运注定我还可再大干一场。

　　通过卫星传送节目，远不能列人早期中国电视工作者追求的目标，当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我们才痛感自己的落后。中国人这十多年，真诚地希望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但那个永远没有实现的新世界都包括什么物质内容，谁也说不清。美国人带来了全套设备，包括卫星地面站，他们把尼克松先生的活动，迅速传回国内。那时，我正在干校喂猪，方圆百里没有电视。

　　时隔不久，中国电视居然发展到自己也可以在异国他乡向国内传送节目了。我希望，有朝一天，我能站在遥远的地方、向广大观众报告消息。

　　中美建交的公报是我在去天津的列车广播中听到的，此行去天津，正是为患了癌症的母亲联系治疗事宜。

　　我返回北京时，桌子上放着一封信，是上海的电视台的同行寄来的。

　　信中说：“一听到中国政府代表团访美，我们这里议论纷纷，同志们猜测中央台谁去转播，请这个、猜那个，但我心里是希望你，希望这次派你去。”一旦没能派你去，希望你不要难过。”

　　赴美工作人员名单很快宣布了，有我。同志们告诉我，戴临风台长说，赵忠祥去可以顶半个编辑。半个编辑也许并非赞扬之词，但他肯定了我的能力。

　　还是那句话，一个人再有能力，没有同志们的提携帮助，没有人在关键的时候拉我一把，我就不可能走到今天。

　　§相见时难别亦难

　　波音747飞机穿过万里蓝天向美国飞去，凭窗眺望，夕阳余晖照射下的云朵变幻成各种赏心悦目的图景，透过云层隐约可见无言奔涌的大西洋。

　　世界变小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人们在十多个小时后便到达了地球的另一面，一个世界出现在我面前，这是我初出国门，1979年初，37岁。在异国他乡的时时刻刻，我把自己当成中国人民的使者，在眼花缭乱的世界里，心中升腾着中国人的尊严。

　　中美经过30年的隔绝，重建了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访问美国。我担任邓小平同志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随行记者，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的成员，通过卫星向国内传送邓小平副总理的访美活动。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美访问的8天时间里，我们进行了10场传送播出。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的同行们和我们一块进行拍摄、录制、传送的工作。众所周知的美国三大广播公司是各不相让的竞争对手，这次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姿态。他们组成了最强的工作班子，负责这次报道的节目制作人拉克先生是NBC的名导播，尼克松与福特总统访华时，他是两次转播工作的负责人，另外两家公司CBS、ABC也都派出高手参加合作。

　　为了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邓小平同志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访问活动，日程安排十分紧凑。中央电视台电视报道小组要逐一进行及时报道，在美国的五个城市，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工作，有时一夜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

　　电视报道小组先期到达美国时，首先采访了美国总统卡特，自从我们宣布将采访卡特以后，美国各家新闻单位记者就围上了我。探询我们将要提出的问题希望为他们各自的机构发出引人注目的新闻花絮。我只能回答他们：“我们正在商量。”“你们可能会提什么问题呢？”他们仍然一个劲地追问。

　　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一向以真诚著称，我们不会提出让人为难的问题，我们对卡特的采访就是友好的表示。

　　但美国方面却焦急地催促我们把准备提出的问题尽快交给他们，就在1月的一天上午，我们接到通知：“白宫方面希望在今晚8点以前收到你们要提的问题。”可是，准备提的问题才交给中国驻美使馆请他们审定。中午，使馆回复说，没有领导你们报道小组的权限，请你们向国内请示。电话又打回北京，……这一夜，我们没睡好，白宫也并不平静，电话一个接一个。最后，白宫方面提出，希望明早8点钟把问题交去，最后又补充一句：“总统说，也可以事先不给问题，当场提问。其实，他们这么焦急催促，说明美方也十分慎重地对待这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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