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随想(7)_赵忠祥

七

　　§莫道前路无知己

　　十年动乱之后，我乘船途经三峡曾写过一篇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波浪柔和，船身微颠，这硕大的船体使成了摇篮。我的心随着江波起伏荡漾，久久不能人睡。过去的一切像这流去的江水，一去不复返，留给我的只是一场梦，一场恶梦，我多么希望快些醒来，驱散心头的阴霾，让灿烂的阳光重新恢复我童年的梦幻…”普希金这样说：“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是文人对往昔的恋情；“十年一觉‘文革’梦”，却使很多人不堪回首。

　　我又回到了我的岗位，但并没有恢复我过去所从事的全部工作。当时我仍以库图佐夫迎战拿破仑人侵时的座右铭“忍耐与等待”作为我的座右铭。

　　我的任务是播画外音。录音播出，这对于我是一个很轻松的工作。在制片部，很多老同志都是当年一同密切合作过的伙伴，这个集体对我来说是一个宽松的环境。比起在干校喂猪的日子不知好了多少倍，即使在干校喂猪，我也能保持乐观。我曾这样椰揄地表态：“喂猪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只有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才能担当饲养员的职务，我今天也有这个光荣，怎么能不高兴呢。”现在我又能从事我的专业了。听说当我正在干校“高温高速炼红心”的时候，有一位老同志为我鸣不平。那时，录音工作量较大，可人手又少，尤其缺乏能胜任工作的播音员，当军代表研究需要调一位播音员来的时候，这位老同志说：“我给你们推荐个人吧，就怕你们不用。”“谁？＂一位军代表忙问，这位老同志说：“赵忠祥。”全场哑然，我深深感谢他的直言。其实，我们不过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我回台不久，他因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调走了。

　　在“文革”中，我超负荷、超限度的用声，嗓音喊坏了。我用很大的力气企图恢复原有的嗓音，却怎么也不成，越使劲越暗哑，而且每况愈下，我真的着急了。

　　这时，我的老搭档，曾文济助我一臂之力，是他帮我寻找回失去的声音，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缩小音量，我们曾议论过某些歌唱演员声音不能持久及嗓音损坏了的原因是撑、着唱，气息、声带。共鸣腔这三者之间找不到平衡，久而久之就会走偏。但是一旦声音出了毛病，没有人帮你是很难自我纠正的，曾文济从摆话筒到定调门都帮我想办法。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录了几百条解说词，我的嗓音才逐渐有了好转，这时的声音已不再像昔日透明、嘹亮，于是我开始按自己的音色设计自己的解说风格。

　　回顾过去的岁月，我惊异地发现，飞逝的时光不仅带去了青春年华，带去了往日的温馨，也带去了不可补偿的追悔。“文革”期间，毛主席会见外宾的电视片，没有派我播音。后来需要男播音员，军代表提出几个人试试音，当时的副台长徐国盛力排众议，他说：“还是让赵忠祥播吧，台里的工作应该用本台的人。”于是我恢复了一种政治待遇，在调工资的时候，徐国盛又一次想到了我，这一切都是在他快离休时，我才听说的。他作为一位老干部一定不在乎我是否对他感激，但至今我觉得原来对他的一种隔阂感，是他拆除的，我不免愧疚。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那一年，中国人民的感情是何等悲痛。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相继与世长辞，在治丧播出工作中，我尽了自己的职责，历史地承担起传达亿万人民悲痛感情的重托。

　　1月8日，一个突发的噩耗，使中国人民肝胆俱痛。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周总理逝世的，凄风苦雨，愁云惨雾，亿万人民无不悲痛万分。这悲痛的泪水，呜咽的大地，汇聚成悲愤的哀悼，向上苍倾诉。十年的压抑，被“文革”分裂了很久的情感，在哀悼最敬爱的总理时，共同迸发出一种不可遏制的意志，人们的感情在悲痛中弥合，总理以他最后的一息促成了全国上下的凝聚。

　　我心中的痛楚与委屈交织在一起，当我进人播送室，泪水模糊了视线，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我知道此刻的每一个字有千斤的重量。这是一场意志的抗争，我义无反顾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运用我长期工作练就的技能，以尽我的哀思。可是一批人奉“四人帮”之命，就坐在播音间外，他们的指令是不要过份悲哀。

　　这伙人撤了，我坐在播音间发愣。录音科科长宋培福问我：“还不走？”我说：“你来一下，把片子拿回来，我重录。”他完全理解并同意我的做法，天塌下来我承担。当银幕上出现总理的遗容时，我失声痛哭，擦干了眼泪又被一层泪水蒙上，我以自己深沉的哀悼为总理送行。

　　1979年1月我在美国遇到一位美国朋友，他和妻子在香港看到了总理治丧活动的电视片。他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现在才知道是你播出的。当时，我听到你的解说，我哭了，我们全家都落了泪。”

　　1976年，唐山地震，随后又一噩耗传、毛主席与世长辞。泪水干枯了，我是一个新旧思想参半的人，是以晚辈的尽孝之情为老人家送终，用我的声音不仅表达我个人的哀痛，同时也力求准确地表达中华民族的心声。

　　我想除了准确地把握感情外，还需要技巧，需要过硬的技术和过硬的体格。总理逝世期间，我一共播出三集片子，而每一集片子录完之后，原地待命，上面审看，只要动一个镜头或改一句解说就要重录一遍。一连三天三夜没离开播音间，只是在困乏时靠在椅子上闭一下眼，如果身体不行，是完不成任务的。尽管是录音播出，但录音的时间正是播节目预告时间之前的半小时，这半小时和后续的片子时间差不多，只要错一个地方就会延误播出，这么大的事谁敢延误，但如果错了不修改，将会造成天怒人怨的后果。一个片子上百个解说点，吊唁活动，一般要配一百多个驻华使节、友好人士、各界知名人士的人名。有的镜头长仅两秒，一处错了影响全局。要掌握感情又要对准画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个难度我过去没有遇到过，以后也没有遇到过，我没有辜负众望。

　　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欢腾起来。1976年大半年的阴沉、抑郁与悲愤，犹如积聚于地下的岩浆，此刻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力量，中国人表示自己欢悦的心情就是敲锣打鼓放鞭炮。一切都该好起来了，一切都正在好转。

　　1979年我在美国华盛顿九龙饭店曾对一位美籍华人小姐说：“祖国正一天天好起来。”她流下了眼泪。

　　从一场噩梦中醒来，是一片和煦的阳光。十年“文革”之后，我第一次出图像是沈力大姐的主张。她主持的节目《访八一厂》需要一个人现场采访。她想到了我，当她通知我去采访时，已经事先找过了人事处，得到了许可，我又有了机会重返荧屏，又是她拉了我一把。

　　我深深感受到，个人有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机遇，没有朋友的帮助，不过是一粒没机会和条件发芽的种子。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感谢我周围的好人。如今这粒种子发芽了，那么就应该顽强地生长，我期盼着日暖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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