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120)_爱泼斯坦

一二〇

　　§（十一）战火蔓延，离港赴渝

　　1941年夏发生了一件有世界影响的事件——纳粹德国进攻苏联。《保盟通讯》在题为《中国坚守东方前线》的编辑部文章^①中写道：

　　①宋庆龄致徐瑛（弗兰克·司徒夫人）（香港），1940年1月24日。

　　“自慕尼黑会议以来的灾难岁月里一直不清楚的事，现在，其直接后果已经十分清楚了。……一边是法西斯侵略者……同它们相对立的，是终于团结起来的所有民主力量，他们还能发挥出内在的力量……他们合在一起就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在远东前线，中国单独抵御者侵略者的军队……在那些最初的战争年月里，苏联是中国反抗日本进攻的最好的支持者……（中国本身目前）更大的危险来自那些身居高位的纳粹同情者，他们口头上……对中国抗战持有信心，实际上却在迫不及待地期望莫斯科的沦陷和消灭中国‘共军’的机会……

　　“中国能够坚守远东战线，但要有效地做到这点，中国应得到其他各国的全力援助，这些国家把中国的斗争看作他们自己的斗争。中国能够取得胜利，但中国的领袖们必须认识到，同任何地方的法西斯主义都无妥协的可能，民族解放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通过人民的团结和共同的努力……”

　　在宋庆龄看来，要实现这样的团结，最需要的就是民主。这正是她在1941年10月为纽约《亚细亚》杂志所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她在文章中指出，国际局势已转为对中国有利，所有与中国友好的国家——英、美和苏联——已经联合在一起。但在回顾当年年初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时，她要大家留心：“在今年年初，那些煽动内战的人似乎又要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四分五裂，给敌人打开大门。……战时自由中国之缺乏民主，是中国军队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这对敌人是有利的。……中国缺乏民主，只对第五纵队、潜在的妥协派和求和派有利。而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无论如何也不会妨害抗战事业。相反地，我们人民热烈支持抗日战争，因此压制他们的积极性，毫无疑问是有害的。……缺乏民主使妥协派和求和派能够在暗中活动，准备投降；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不仅与敌人勾结，并且还与罗马一柏林一东京轴心反人类进步的整个阴谋有联系。”

　　她接着又指出，英美也有这样一些势力企图使“日本脱离轴心”、“稳定太平洋局势”，办法就是缔结一个远东慕尼黑协定。“正是这些集团，不顾英美人民的同情完全在中国一边，它们同侵略者勾搭，卖汽油给他们作飞机燃料，卖钢铁给他们做炸弹。他们帮助日本加强军事机构之后，现在又可能在设法帮助它达到政治的目的——使中国媾和投降。”她最后说，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将继续奋战，“我希望美英朋友们，为了帮助我们和他们自己，支持中国的民主的要求，坚持要他们的政府尽可能援助中国，并终止在物质上或政治上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支持。”^①

　　①《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380—384页。

　　这一年，她仍在香港继续开展工作，如为白求恩大夫创立的国际和平医院举行“街头募捐日”活动，为支援“工合”邀请一个大马戏团从菲律宾来港表演。主持它的首演式是她在香港的最后行动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马戏团被迫中辍了演出，并被困在香港。）

　　日本偷袭珍珠港是1941年12月7日，同时进攻香港。

　　在战事发生的第一天，宋庆龄遇到了日机空袭，看到无数男女老少惨遭残害。她从现场用电话把她的一个声明发给英文《南华早报》，描述了这场来自空中的大屠杀并响亮地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战斗，直到全面胜利。她的声明全文如下：（稍有删节）

　　“今天早晨我醒来时，同你们大家一样，发现战争已经降临香港。我看见炸弹落在九龙街道上。我看见十几个男人和妇女被炸死——就在我的眼前。我能告诉你们我的感受吗？

　　“现在，在中国内地已发生了五年的事情，在香港也发生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曾经想先征服中国，现在又在尝试另外一个更加危险的计划……

　　“这一战争，如同在它之前业已失去的和平一样，是不可分的。它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同其它部分分开。如果在香港有人曾经以为分开是可能的，那么日本的炸弹已经来告诉他们，大伙面；临的共同危险将是什么。

　　“那就让我们明白地说出来，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所必需的是什么——炸弹已经千真万确地掉下来了！我们所必需的是一条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把中国自身的斗争同英国、俄国和美国人民的一致努力联结起来，把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主义彻底粉碎。我们所必需的是所有民主人民的民主联盟，使反法西斯国家的所有资源都用在最需要的战场上。我们所必需的是一条全世界的民主阵线，它将真正是世界性的、民主的。

　　“重庆的人民在所有严酷考验的日子里从不动摇。现在是香港人民表现出同样精神的时候了。这种精神在过去那些战争的年月里曾为他们英雄的同胞们赢得了名誉。让我们共同战斗到底，直到把日本强盗赶过大海，回到他们原来的岛屿上去。

　　宋庆龄”^①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20—124页。

　　她这篇签名的声明显示出她那无所畏惧的精神，因为几天之内她也许就会落入日本人的魔掌。朋友们已作出了为她紧急撤退的准备，但她起初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她的同事、离开她会去做的救死扶伤的工作。最后她总算同意了。她乘坐的是最后起飞的几架民航机之一。这时香港机场上已是弹坑累累，起飞后六小时机场就被日军占领了。

　　据贝特兰回忆^①，她在离开之前曾说过，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保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

　　①刊载于1941年12月9日英文《南华早报》。转引自杰姆斯·贝特兰著《一场战争的阴影》（英文），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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