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92)_爱泼斯坦

九二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领导整个准备工作。会议的地点在一座空闲的阁楼里，食物和所需的供应品（包括炭炉子）都是一点一点偷运进去的。穿着伪装的纠察队员负责警戒，如果发现警察前来袭击就发出警报并加以阻击，直到与会的人全部疏散完毕。这些纠察队员有男有女，都是可信赖的人，他们都有在必要时不惜牺牲生命的决心，率领他们的黄霖是曾参加1927年南昌起义的久经锻炼的军官，当时任中共地下党沪中区委书记。他们阻击敌人的武器都是最简单的，如铁棍、石灰（撒向敌人的眼睛）。当电工的党员设置了一个警铃系统。这个开会的地点选在公共租界巡捕房一个侦探头目的寓所附近，这是既大胆、又巧妙的安排，因为巡捕房不会想到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开会。（党在巡捕房内部也有耳目，对他们的行动不会一无所知。）

　　如何使总数达三百之多的与会代表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会场也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从开会的前一晚开始，他们就三三两两地无声无息地上楼，外国代表都把皮鞋脱掉，免得出声（在此之前，他们已从所住旅馆结帐迁出，以防止有人跟踪）。代表中有77人来自外地（包括苏区）和国外。欧洲代表有英国工党上议员马莱勋爵、法国共产党人伐扬一古久列和雅克·多里奥（后来变成法西斯和希特勒的傀儡）、法国社会党人布比、比利时共产党人马尔度。《中国论坛》的伊罗生也作为外国代表与会。日本和朝鲜代表在来沪途中不幸被捕。

　　宋庆龄在9月30日拂晓时分到达会场。代表们批准了名誉主席团名单——罗曼·罗兰和巴比塞（法国）、高尔基和伏罗希洛夫元帅（苏联）、台尔曼和托尔格勒尔（德国）、工人阶级老战士汤姆·曼（英国），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片山潜（日本）^①、朱德和毛泽东（中国）。

　　①台尔曼为德共领导人，后被纳粹杀害。托尔格勒尔（共产党国会议员）和季米特洛夫后在希特勒一手炮制的“国会纵火案”中成为被告，季在法庭上的英勇表现使他赢得国际声誉（他从而成为共产国际的领袖）。片山潜是日本初期社会主义者，后成为共产党人，也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

　　选入主席团的有宋庆龄、外国代表、“中国苏区代表、‘满洲’代表（代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抗日力量）、一位上海丝厂女工、一位上海纱厂年轻女工”（据10月4日出版的《中国论坛》的报道，当时不能写出真实姓名。）

　　会议一清早就开始，甚至早餐都还没有来得及吃。全部议程压缩在一天之内完成，直到天黑才结束。代表们都以面包充饥，只为外国友人准备了一些果酱罐头。宋庆龄担任主席，还要帮忙把中国代表的发言翻译成英文和法文给外国代表们听。中国发言者中有东北抗日义勇军、去年在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和秘密进入上海的中国红军战士。

　　大家都站着或席地而坐——只有宋庆龄和外国人有“座位”，就是运面包进来的小木箱。窗户不能开，上海在9月份还相当热，所以室内空气污浊，但大家的热情一直很高。

　　会议结束后先送外国代表出去——为了他们的安全和休息。宋庆龄一直等到所有的人散尽才走——因为如果遇到警方袭击，她的在场可能使警方不敢过分地公开使用暴力。

　　不仅是与会人员，就是借来的物件也都不声不响地撤出，无人发现。警方直到第二天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们在阁楼里只发现几个用作便桶的油桶。

　　警方后来大肆搜查，但没有发现多少线索，而且都不重要。他们抓到了几个买面包的“顾客”，这些人把面包一小批一小批地买来，然后一起送到会场上去。但警方从这些人身上查不出什么名堂，因为这些人都是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有任务时伪装成“夫·妇”，任务完成就分开，并且往往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和地址。

　　为本书作者提供材料的人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虽已时隔50年，仍然激动不已：“这是忠诚和有纪律的组织工作的胜利。只要有一个奸细、一个叛徒或者发生一点疏忽，就会导致一场悲剧。这次胜利使进步人士大长志气，使强大的敌人丢尽了脸。没有党，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它也显示出宋庆龄对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任。她依靠我们的同志安排一切，包括往返会场——她如何离开在特务严密监视下的寓所、悄悄地乘上预先停在附近的出租汽车。有共同一致的努力才取得胜利。冯雪峰是负总责的，但他一个人能完成所有这一切吗？”

　　宋庆龄在会议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讲话^①，以历史的眼光观察现在和过去，并像局势演变所显示的那样，正确地预见到了未来：

　　①载《为新中国奋斗》，第64—72页。

　　“……中国早就在战争中，而且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

　　“现在有句很流行的问话是：‘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如何能够与这样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获得胜利呢？’可是，我们祖国的历史不是已经给我们一个回答了吗？北伐战争教导我们：革命的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中国的工农红军屡次与十倍于自己力量的军队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武装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思想意识也有其作用的。……

　　“我们在进行着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的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

　　在结束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述之前，有一件事情值得在这里一提，那就是她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帮助了胡志明（当时用名为“阮爱国”）^①。早在1924—1925年在广州时，她就认识了胡。1931年6月，胡在香港（化名李瑞）被英国人逮捕入狱，后经“国际红色救援会”聘英籍律师辩护，1933年获释。出狱后他到上海，但发现很难同党组织恢复联系，就向宋庆龄求助。她帮他同前来参加远东反战会议的法共领导人伐扬一古久列接触，由此恢复了联系。

　　①见《宋庆龄怎样帮助胡志明同志找到党》，《人民日报》，1981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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