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91)_爱泼斯坦

九一

　　〖关于新闻界〗

　　宋：新闻界完全听命于当局。国民党发表消息，说我是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我说了这个、那个，或者我和反动将军们一同旅行，或者我参加了这个、那个委员会。当我出来否认时，他们就下令报纸不许登载我的声明。

　　萧：当然，他们会这样做！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样想的，他们就不得了了。但他们也有一些新闻专业上的借口。你看，如果报上说我萧伯纳谋杀了我的丈母娘，那将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不是吗？但如果我否认，说这是说瞎话，我今天早上还好好地同丈母娘一起用早餐，那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好新闻了。

　　〖关于斯大林〗

　　萧：一个不大在乎光讲理论的人……一个实际的人，而当一项计划实现了，他就说，“瞧，这是马克思主义！”他是个民族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我的意思是说，他星期一试验一项计划，如果行不通，那末星期二他就换另外一个计划……他并不把理论当作追求的目标。他做到了，至于怎样做到的，他不在乎。

　　〖关于劳合·乔治^①〗

　　①劳合·乔治（1863-1945），英自由党首领，曾任首相。——译者

　　萧：同我在一起的有罗斯曼利勋爵。他向斯大林建议邀请劳合·乔治访苏，因为劳合·乔治总是想取悦于他的听众……很快他就会发表革命的演说。

　　〖关于自由〗

　　萧：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国人让印度人受到陪审团的自由审判。当陪审团宣告犯人无罪时，法官就撤销这个判决，判他入狱。这些就是所谓的英国自由制度。言论自由？……唯一有价值的、真正的言论自由或者民主就是让工人和农民在受伤时有机会号叫，并改变一下使他受伤的条件。在苏俄现在有的就是这种自由……

　　〖关于萧自己〗

　　萧：我早已死了。……年轻一代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忘掉我了。他们说我属于维多利亚时代（19世纪）。但现在高尔斯华绥、哈代和穆尔^①都已经死了，他们倒记得我，他们叫我“老长辈”……

　　①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年）、托马斯·哈代（1840-1928年）都是英国小说家，乔治·穆尔（1852-1933年）爱尔兰小说家，他们都是萧伯纳（1856-1950年）的同时代人，去世则均在萧之前。——译者

　　以上是萧伯纳当天谈话的片断。

　　热诚的中国进步人士置身于严酷的斗争之中，看了萧伯纳的戏剧和其他作品之后本来希望他会对社会问题持更积极态度，但他却显得含糊其辞、言不及义，这很使他们失望。不过听到他一些刺痛敌人的话，他们还是感到高兴的。

　　1933年夏秋，宋庆龄忙于准备和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的远东大会。这个大会的召开证明了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上海组织虽然受到白色恐怖的摧残和一些叛徒的破坏，仍然保持着活力、勇气和组织能力，因为具体的准备工作是他们担任的。这次大会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会议本来是打算公开举行的，事先发了不少预告消息。^①但不论是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都不准许。即使如此，宋庆龄同一些群众仍然手持鲜花，热情洋溢地到码头上去迎接国际反战代表团。但所有其他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计划是大会仍如期召开，但确切的。地点、日期和时间严格保密，直到大会结束。^②

　　①如宋庆龄以远东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名义在7月28日发表的声明中就宣布“在这个委员会的国际倡导之下，决定于9月在上海举行反战大会”。（《中国论坛》，1933年8月6日。）见《为新中国奋斗》，第60页。

　　②本书作者在1985年2月13日在上海访问了郑育之。她是1933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以下的记述根据她的谈话，大部分是原话。同时参考了《中国论坛》当时的有关报道和不少回忆录。像这样的事情，当时的记述虽距事件很近，但由于安全的考虑，某些主要的细节不可能像以后追记那样毫无保留。其他曾参考的回忆录中，有蒋曙晨对年逾八旬的黄霖（会议安全负责人）的访问记。（《蒋曙晨访问黄霖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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