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25)_爱泼斯坦

二五

　　§（一）南下护法

　　孙中山有几个月时间在上海专事研究和著述。袁世凯覆灭后，他曾经希望能够最后地从对旧政治秩序的革命性破坏工作，转换成建立一个现代化中国的建设性努力。但他再一次发现，时机尚未到来，还要进行更多的革命战斗。因此他发起了护法运动。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对1912年宪章的不适当的崇敬——他自己曾说过，这部约法中他唯一完全赞同并对之负责的条款是“主权属于人民”。他维护约法是为了保护比之更为宝贵的东西，即得来不易的共和国。

　　他对北京的段棋瑞政府发出了警告。如果段政府不遵守们临时约法》，他将建立另外一个护法政府，与之对抗。这一次，他的抗争将不像过去那样是在海外流亡中进行，而是要在中国本土上建立这个护法的新政府。他稍后宣布，护法政府的目的是要用“真共和”来代替“假共和”。

　　因为篡权者段棋瑞依赖武力，所以孙中山也要谋求军事上的支持。1917年7月，上海的一支海军分遣队共7艘军舰宣布起义，拥孙反段。这件事的成功同宋庆龄是有关系的。她同何香凝（廖仲恺夫人）一起，对舰队军官的夫人们做了许多政治鼓动工作，通过她们去影响这些军官。

　　在这支舰队的护卫下，孙中山同宋庆龄，还有一大批支持者于1917年7月6日离沪赴穗。南下的还有一百多名被段棋瑞解散的国会议员。他们很快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决议成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但这个政府从1917年年中成立，只维持到1918年初。它的弱点是依赖于当时控制着广州的桂系军阀，而后者所以需要孙中山和国会留在广州并不是为了国家前途，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名声好听一点，以利于割据两广，并独占烟赌两项丰厚利薮。所以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讽刺话：军政府没有军队，军队眼里没有军政府。

　　不久，桂系军阀设法贿赂一部分国会议员，把孙中山那点徒有虚名的权力也剥夺了。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辞职回沪。他愤怒地指责所有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①

　　①本段大部分取材于金冲及著《试论孙中山晚年的道路》一文中关于护法运动的一节。该文原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57—76页，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7年第3期。

　　孙中山的伟大品质在于他从不灰心。相反，他总是从每次挫折中汲取教训。他对军阀的幻想破灭了，他本着“知难行易”的精神去探索中国问题的更深根源。换句话说，革命需要理论。当然，这不是说他要放弃行动而去沉思默想。他不是这样的人。对他来说，知识要从过去和现在的行动中去获取，又用于未来的行动。

　　他回到上海从事《建国方略》的著述，在这一工作中，宋庆龄是他的永不倦怠的助手。为了表示感激，孙中山亲笔书写了一部送给她作为礼物。后来，宋庆龄在拍照时常常把这部孙中山的手写稿捧在手中，作为她决心继续为他的事业而奋斗的象征。

　　在社交和家庭方面，宋家的美国老友之一朱利安·卡尔老先生（生产名牌“达勒姆公牛”烟草的百万富翁）来沪，同宋家重叙旧谊。查理·宋（宋耀如）一直视卡尔如父，而且他当时在上海的生意也得到卡尔的投资，所以为卡尔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活动。据说孙中山曾因卡尔资助革命，与庆龄在一个公开场合对他表示敬意。在为卡尔举行的集会上，孙中山和宋家成员一同出席，这个迹象，显示庆龄的丈夫同她娘家的不和已告冰释。

　　1917年11月发生了一个在世界历史上起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它对中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性，孙中山很快就觉察到了。他思索的中心从中国革命党人为什么屡遭失败延展到了俄国革命党人又何以能够成功。1918年夏，他给莫斯科的列宁发去一封热情的英文电报（无疑是经庆龄作了文字加工的）。电报说，“中国革命党对于贵国革命党员之艰苦卓绝的奋斗，表示极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①

　　①此电原件无疑为英文，并经宋庆龄作文字加工，但本书作者迄今未能找到。在这里所引的中文电文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4页。这个中文电文看来是从莫斯科《真理报》所载的俄文译文译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过去同外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接触主要是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有些来往，而第二国际是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但孙中山却立即热烈地响应布尔什维克革命。他采取这一立场不是出于理论上的分析，而是因为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改良者。他从经验中早就认识到，中国必须先有革命，才能进行改革——和平进化是改变不了中国的。

　　1918年5月5日，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因肝癌在上海逝世，庆龄极度悲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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