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24)_爱泼斯坦

二四

　　◎第五章为了维护共和：上海—广州，1916—1922年

　　1916年4月间，孙中山自日本秘密返回上海。5月中旬，宋庆龄也搭法国邮船公司的班轮回国。她这次旅行不能再像结婚前那样公开，因为她现在已是孙中山的夫人，从而成为注意的目标。

　　5月20日，她写了一封英文信给东京的好友梅屋夫人，说她已于上一天安抵上海。她在信封背后写的发信人姓名是暗语Woicy。^①发信人的地址起初写的是“350 Hsien…”，然后又用笔划掉，改写“55 Yang King Pang，Shanghai”（上海洋泾浜55号）。^②信封上贴的是日本邮票，说明这封信不是在中国发的，而是托人带到日本发的。在信尾庆龄亲笔签名“R．Nakayama”——R．是她的英文名字“洛士文”的第一个大写字母；Nakayama是“中山”的日文发音。这个英文署名可以瞒过中国的检查人员，但收信对方则一看便知。

　　①“Woicy”或“Waicy”是孙中山当时在上海通知别人给他发电报时用的假名，见前引书《孙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年）》（英文）。
　　②这个“洋泾浜”的地址也是一个秘密地址。在上述《孙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年）》中有一封，孙告诉收信人，来信用两个信封，在外面的一个信封上写这个“洋泾浜”地址，里面再套一个信封，写明是给孙的。

　　作这些伪装是必要的，因为当时的袁世凯虽已气息奄奄、命在旦夕，但还在垂死挣扎，妄想保住权力，所以从海外回国反袁护法的革命者都须采取严密的掩护措施。庆龄回到上海后，就得“帮忙处理大量文书工作”（致梅屋夫人信中语）。这里所暗指的是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第一次讨袁檄文是从日本发的）。

　　正如在她以后的生活中，所经常发生的那样，庆龄这一次改变环境，把她推进了一次新的危机。就在她到达上海的前一天，孙中山在上海的重要部属陈其美被袁世凯派遣的刺客枪杀。在辛亥革命时，陈其美占领了上海这个港口大城市，然后又攻占了南京，使孙中山得以在南京就任新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他的遇刺所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陈其美的遇刺是骇人听闻的，但他只是在袁世凯手中被害的许多无辜的爱国者之一。”庆龄在5月27日给梅屋夫人的第二封密信中写道，“我的所见所闻使我内心十分忧伤，但真理必将永存，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中国再次恢复和平和繁荣并为人类造福。”

　　她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到达之前，他（指孙中山）的住处同陈先生的寓所相近。他一向是无所畏惧的，即使有许多特务跟踪他时也是如此；所以除非我同他在一起，我总是不放心。但有许多事情他必须亲自照看，因为他是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唯一能挽救我们的中国免于毁灭的人……”

　　“我们很快将离开上海”，她接着写道，“但请仍把给我的信寄到上海，由山田纯三郎转交。信上不要写什么重要的事情，也不要提我丈夫的名字，因为陈先生就是在山田的寓所被袁的特务暗杀的。”

　　袁世凯在1916年6月6日死去。黎元洪当了总统。真正的权力落入皖系军阀头子段棋瑞总理之手，时局毫无起色。但袁世凯临死前的恐怖统治总算终结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

　　7月末，庆龄病倒了，严重的肠胃炎，发高烧，可能是前一段工作和生活过于紧张所致。孙中山很着急，立即找山田去请一位好医生来诊治。到8月中，庆龄病愈，可以外出旅行了，孙就同她到浙江省的宁波、杭州和绍兴去旅游和休养。他们在那些地方接触了一些政界朋友，孙作了几次重要讲演。从留下来的照片上看，这对夫妇表现出度假时的那种轻松愉快情绪。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休闲旅行——但即使是这一次也只能说是半公事半休闲的旅行。

　　回到上海后，情况变得好一些了。宋庆龄在1917年2月19日给梅屋夫人的信上说，以后通讯可写她在上海的正式地址：“环龙路63号”。（环龙路即今南昌路，在当时上海的法租界内）。她信上谈的也不是政治危机而是电影制片业（梅屋庄吉是日本电影业的先驱）：“我要是自己有钱，很愿意同你们合伙经营电影业，因为这是一种伟大的教育工具。”（虽然她从未参与过电影制片工作，她一生都是电影的忠实观众中的一员，遇到有她认为优秀的影片，她常把朋友们和她希望加以培育的青年们找到一起来观赏。）她的社交生活也很忙。她写道，“我们的家里经常是宾朋满座”。他们的“地下”生活结束了。

　　宋庆龄在4月17日写的第三封信是给梅屋先生的，因为梅屋夫人正准备动手术。在这封信里，庆龄又回到当时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上来：“我想你大概知道，许多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人正在拼命地要把中国拉进欧洲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这样做，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许多人为了钱、微不足道的一笔钱，竟然甘心牺牲国家的生命，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我的丈夫几乎花费了他的整个青年时期为中国振奋民族精神而努力，他对某些高官这一自甘堕落的行为强烈反感，这些人把金钱和地位置于诸如真理、荣誉、自尊心等其他一切事物之上。”^①②

　　①这些信都是用英文写的，此处皆为译文。宋庆龄的函件、文章多数用英文，本书所引用者如采自己发表的译本，皆在注释中注明，其他则为本书译者的译文。——译者
　　②所有这几封宋庆龄致梅屋夫人和梅屋先生的信都是由梅屋夫人的外孙女小坂珠访子（小坂哲郎的夫人），经久保田博子夫人协助提供的，盛意可感。

　　参战问题不仅是外事方面的一次考验，也是《临时约法》能否得到遵守的一次考验。新总统黎元洪和极大多数国会议员都反对参战，但掌握军权的内阁总理段棋瑞却一味主张参战，并在与各省督军密商后，置国会于不顾，一意孤行。这个军阀首领在首都横行霸道，各地军阀则在他们各自的防区内拥兵自重，成了“土皇帝”。共和中国的军阀主义灾祸不象在拉丁美洲那样以政变为特征，而是连绵不断地进行流血的、毁坏性的内战，其源盖始于此。

　　孙中山既无兵力、又无权力，但他有崇高声望，所以他写的反对参战的小册子（由他的亲密追随者朱执信署名）在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宋庆龄4月17日的信反映了孙的立场。信中所提到的“微不足道的一笔钱”是指段棋瑞从日本银行拿到了一笔500万日圆的贷款（史称“西原借款”），作为中国参战的报偿。

　　进行这样的收买活动的不止是日本。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赖尼希和曾任袁世凯顾问的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颇有影响力的乔治·莫里森，他们都曾各自为本国政府进行过活动（美国在1917年2月参战）。他们答应给予中国政府各种奖赏：不仅德国在中国所攫占的土地、特权和赔款都将归还中国，而且协约国还将贷款给中国。他们还示意将修改或重订19世纪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无耻的骗局。西方盟国早已秘密许诺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租借地——同把它们归还中国完全是南辕北辙。至于他们自己在中国所拥有的特权，当然根本无意作丝毫的让步。

　　认为参战无益、徒然引起内部不和的知名人物不止是孙中山。许多不属于革命派的各种人物为了不同的理由也表示反对，其中有总统黎元洪、民国国务总理唐绍仪、孙的君主立宪派政敌康有为。国会没有通过参战议案。

　　面对抵制的力量，段棋瑞在1917年初夏——像早些时候独裁者袁世凯所做的那样——悍然践踏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对德宣战。黎元洪因此下令将段免职，但结果却是他自已被古怪的“辫子将军”张勋所推翻。（张勋和他部下几千官兵都蓄辫，以示对覆亡的清朝仍忠贞不渝。）清王室又被从坟墓里请出来。名义上的王室首脑、12岁的溥仪又被宣布为皇帝（根据1911年清帝退位时的协议，他一直仍住在紫禁城内）。在得不到人民丝毫支持的情况下，他只“在位”12天，还不如袁世凯——袁还做了83天皇帝。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证明，对中国来说，君主制度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对君主制度的唾弃，比西方的法国更加彻底，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经历了几次复辟——建立帝国或王国——前后好几十年。

　　这出闹剧正是军阀段棋瑞所需要的。黎元洪总统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不得不召他回来镇压“辫子兵”。段棋瑞再任总理，马上把这个倒霉的总统换掉，换上了一个驯服工具，并解散了国会。这个国会是1912年选出的，在袁世凯倒台后重新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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