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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的生活可以自己设计、自己创造。例如马达,他的窑洞就设计得很别致,他利用土方,削成了沙发、茶几、盆架、炉灶……不只实用,简直还是可供欣赏的艺术品。

  孙犁也想自己设计生活,结果却不成功。他在自己住的那间小土窑顶上种南瓜,破坏了走水沟,大雨下来后,前沿塌落,南瓜没种成,险些把他封闭在洞里。

  这可以说是一次水灾;他还遇到过另一次水灾。鲁艺最初创立时,校址在延安旧城北门外云梯山麓南侧,1939年秋天迁来延安东郊桥儿沟。孙犁刚到延安时,先安置在桥儿沟街上一家骡马店内,一天傍晚,天降大雨(大西北的雨,总是来得那么急),他们几个教员,坐在临街一间房子的地铺上,闲话天地南北,孙犁刚说:“这里是高原,下雨不会发水……”就听到了汹汹的流水声,探身窗外,洪水已齐窗台。大家急忙拎起包裹逃出,刚刚出户,房已倒坍。仓皇间,听到对面山上人喊:“到这边来!”大家于是向山坡疾奔。经过骡马店大院时,洪水从大门涌入,正是主流,水位陡然升高。孙犁被洪水冲倒,碰着一根耸立着的拴马木桩,他到底是一个男子汉,说时迟,那时快,立即抛掉衣物,猴子般攀登了上去。这时洪水冲击木桩,并挟有梁木、车辕冲过,他怕冲倒木桩,及时用脚、腿把这些什物拨开,致使多处受伤。好在几十分钟水即过去,不然,此处距延河不到百米,难保不顺流而下、直达黄河了(延河是黄河中游的一个支流)

  事后,孙犁听人说,延河边上有一座石筑戏楼,有一年夏天中午,二十多个人在戏楼上纳凉歇晌,不料洪水陡然袭来,整座戏楼连人一同卷入延河。孙犁由此深知,乡谚所云“远怕水,近怕鬼”之说,是很有道理的,到一个生地方,不先调查水文地理,是很危险的。

  水灾后,孙犁已经身无长物,真的剩了一个“自我”。他深怪事先没人告诉他们:他们住的这条街,正是山洪的泄水道。幸好第二天他到店院寻觅,在一个车脚下发现了包裹,内有单衣两套,拿到延河边,洗去污泥,尚可穿用,那件田间的皮大衣,则不知去向了。

  他是受灾户,当年冬天,领导上给他发了新装,包括一套羊毛棉衣。原料是不坏,美中不足的是,穿几天羊毛就往下坠,上半身成了夹衣,下半身又非常臃肿。而且,延安自产的那种深蓝色的土布,布质粗疏,本身就有下垂倾向。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很容易弄得肩背皆空,肚大腰圆,差不多成了个不倒翁。这时,和他一同到延安的一位同事,要随王震将军南下,他们发的是真正的棉衣裤,告诉他路过桥儿沟的时间,叫他披着那件羊毛棉衣,在街口等部队通过,他们好“走马换衣”——因为这位同事既是南下,会越走越热,棉衣面,就不讲究了。计划兑现后,孙犁有了一件真正的棉衣。剩下一条羊毛棉裤,又由他同来的女弟子们进行了革命:她们把他一条棉褥里的棉花取出来,把他棉裤里的羊毛换进去,一举两得,他又有了一条道地的棉裤。此外,她们又给他织了一双羊毛线袜和一条很窄小的围巾,他居然全副武装、舒服体面地过了一个冬天。

  事逢凑巧,这时一位同志,又从晋察冀来到延安,他身上穿的,竟是他那件狗皮袄,而且也是另一位同志穿过后送给他的。这是革命大家庭里的一种交流,是物质的交流,也是情感的交流。系里养了几只鸡,后来舒群决定分给个人养,孙犁不习惯这些婆婆妈妈的事,鸡分到手,就抱到美术系,送给了正要结婚的阎素,“以加强他蜜月期的营养”。

  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侵略者发动的战争,破坏了他们的家庭团圆,他们就到这个革命大家庭里来团圆了。战争迟早总要过去,那时人们就可以回到家里团圆了;但是,革命大家庭里的温暖和团圆还能保持下去吗?我们的“传”还要写下去,孙犁后来有所回答。人生几次月儿圆?看来人们永远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还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说得好:“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际遇〗

  在延安的学习生活是愉快的。在他的小窑洞里,除了继续读鲁迅等中国作家的作品,他还读了契诃夫的剧作,因为他爱好这位俄罗斯作家的抒情手法。“我在文学方面所受的教育,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俄罗斯和苏联那里来的。这也是鲁迅先生的教导,他介绍什么,我就学习什么。”可惜的是,他的一本《楚辞》,在上次水灾中,被冲到延河里去了。那是一个姓梁的女学生送给他的,是商务印的选本。这女学生从北平来到晋察冀,就学于华北联大高中班,知道老师喜欢读些古书,就送了他这本《楚辞》,孙犁千里迢迢,把它背到延安,还没再读一遍,就付诸东流了。

  并不总是读书、上课,也生产。他参加了开荒、糊火柴盒等生产活动,特别是修飞机场时,劳动很重,他一顿饭可以吃十四个馒头,馒头不大,加起来也该有一斤半吧。刚来延安的时候,“正值大整风以后,学院表面似很沉寂。原有人员,多照料小孩,或在窑洞前晒太阳。黄昏,常在广场跳舞,鲁艺乐队甚佳。”“敌后来了很多人,艺术活动多了。排练《白毛女》,似根据邵子南的故事。”“白毛女”的故事,是1940年由晋察冀边区河北某地传出来的,1944年流传到延安,翌年1至4月,鲁艺师生把它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在这个过程中,邵子南写出了最初的草稿,后来又经过了集体的加工和改写。孙犁看到的,大概是《白毛女》的最初排练情形。

  孙犁继续进行创作,先在墙报上发表小说《五柳庄纪事》,后来在《解放日报》副刊陆续发表《杀楼》、《荷花淀》、《村落战》、《麦收》、《芦花荡》等。《五柳庄纪事》是孙犁计划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可能没有如期完成,《杀楼》和《村落战》在《解放日报》发表时,标有副题“《五柳庄纪事》的第一节”、“五柳庄纪事”等字样,看来就是他这部中篇小说的某些片断。

  意义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然是《荷花淀》,这篇小说发表于1945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副刊,当时任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后来回忆说:读到《荷花淀》的原稿时,我差不多跳起来了,还记得当时在编辑部里的议论——大家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

  那正是文艺座谈会以后,又经过整风,不少人下去了,开始写新人——这是一个转折点;但多半还用的是旧方法……这就使《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在河北平原和晋察冀山地扎下的根,在延安开花结果了;后来,人们就不断地谈论我国文坛上的那个“出色有无中”的若隐若现的“荷花淀派”。

  这个时候,孙犁由研究生提升为教员,改吃小灶。他讲《红楼梦》。在讲课时,代系主任舒群去听课,课后,发表了些不同意见,引起一场争论:孙犁认为《红楼梦》表现了贾宝玉的人生观,舒群则认为是批判了贾宝玉的人生观,并引书中的《西江月》为证。

  这是两首《西江月》词,见于《红楼梦》第三回黛玉进贾府,宝玉出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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