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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孙犁来到鲁艺文学系学习的时候,何其芳也在那里。他原是系主任,由于正在休养,舒群代理他的工作。何其芳已经不记得抗战初在冀中的那次会见,孙犁也没有提过。不过,孙犁住在东山顶上一排小窑洞里,何其芳住在下面一层原天主教堂修筑的长而大的砖石窑洞里,相距很近,倒是常见面的。怀着过去读《画梦录》的印象,孙犁总以为他沉默寡言;后来虽然知道他参加革命后文风变得明快,也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印象。到了延安,才知道他非常健谈,非常热情,是个典型的四川人。而且还像一位多年从事粉笔生涯的教师,对问题论辩有方,对学生诲而不倦,对工作勇于任事。由此,孙犁得到一个经验:不经接触,仅从一时的文章来判定某人,常常是不准确的。

  邵子南是另一个给他留下了突出印象的四川人。他们还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初次见面就高声喧嚷:“久仰——真正的久仰!”但孙犁想,“我到边区不久,也并没有什么可仰之处,但在此以前,我已经读过他写的不少诗文。所以当时的感觉,只是:他这样说,是有些居高临下的情绪的。”但从此也就熟悉起来,相互也很关心。

  他和邵子南大体同时来到延安,最初都住在东山顶上两间相邻的小窑洞里。每逢夜晚,孙犁站在门外眺望远处的景色,偶一转身,就可以看见邵子南那被油灯照得通明的小小窗户。孙犁知道,那准是他一个人在写作,如果有客人,他那一口四川话就会声闻户外。孙犁喜欢独处,尤其不耐聒噪,所以,当代系主任舒群因为合并宿舍,建议他和邵子南合住到山下一间很大的砖石窑洞的时候,他表示不愿意搬。他也知道,如果先去问邵子南,邵子南一定愿意搬,因为他相信对方没有择人而处的毛病:“并且,他也绝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有丝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气的。”在延安,他还认识了美术系的一位画家马达。马达最初在上海从事木刻艺术,在当时,木刻艺术是一项新兴的进步的事业,曾受到鲁迅先生的积极支持。孙犁因为爱好革命文学,也连带爱好了木刻,青年时代买了不少木刻作品。他一直认为,在《鲁迅全集》里,那张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由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部分学生组成的木刻艺术团体)的合影中,有一位胸前垂着领带的、面型朴实厚重的青年,那就是马达。

  马达也沉默寡言。两个沉默寡言的人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又同在一个小食堂吃饭,并没有多少话,也互相没有串过门。但是,他们的眼睛和心灵,似乎并不沉默,都对对方相当了解。差不多十年之后,有关方面在天津马场道找了一处住房,以为他们两人性格相近,职业相当,要他们搬在一起住。因为孙犁犹豫不决,两人都没有搬成。不久,又在昆明路给他们找了一处,叫孙犁住楼上,马达住楼下。这一次,马达先搬了进去,孙犁的妻子也打扫了厨房、厕所,后来因为听到一些不利的话,孙家又不想搬了。为此,马达曾找孙犁动员了两次,也没有成功,他只好和别人住在一起了。从这一次,孙犁看到,马达是诚心诚意地想和他做邻居的,“古人说,百金买房,千金买邻,足见择邻睦邻的重要性。但是,马达对我恐怕还是不太了解,住在一起,他或者也会大感失望的。我在一切方面,主张调剂搭配。比如,一个好动的,最好配上一个好静的,住房如此,交朋友也是如此。如果两个人都好静,都孤独,那不是太寂寞了吗?”这说法诚然也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在延安时,邵子南愿意和他住在一起,他又嫌对方太活泼、太爱“聒噪”了。

  独处爱静也罢,沉默寡言也罢,看起来这只是他的性格的一个方面,而且恐怕主要还是偏重于形式方面。其实,他的内心生活、感情生活是满丰富的。我们都还记得,他在幼年时候,就对京剧发生了兴趣,十二岁那年,父亲给他买过一本《京剧大观》,使他对京剧有了一些知识。可以说,他从童年起,就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流浪时,从军时,一个人苦闷或悲愤,徘徊或跋涉时,我都喊过几句京戏。”在延安窑洞里,他不喜欢听邻居的聒噪,但把京剧引进了自己的生活。他请了一位经过名师传授的女同志教他唱,并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一天傍晚,他们相约在延河边上见面。孙犁去了,见她已坐在石头上等,身上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显得很庄穆。看来,爱情的花果唾手可得,但最后,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起了作用,孙犁终于在它面前望而却步了,于是便形成了又一个痛苦的无花果。

  曾经担任过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沙可夫,这时也从晋察冀回到延安,并到鲁艺来看孙犁。沙可夫作风朴素,平易近人,在晋察冀边区文联做领导工作时,虽然有一匹马,但他自己很少骑,多半是驮东西。饭菜也和大家一样,有一个时期,因有胃病,管理员缝了一个小白布口袋,装上些稻米,放在大家的小米锅里,煮熟了倒出来给他吃,这就是他的“小灶”了。他对部下,从不疾言厉色,而且很了解每个人的长处,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孙犁编的文联的刊物,把稿子送给他看,他很少有不同意见。他自己也写,不但为刊物写发刊辞,写新诗,还翻译了重要的理论文章。部下被误解,或者优点不被人们了解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地为他们解释。这样的领导干部,当然也是最能够得到部下的理解、尊重与信任的。多年之后,一位美术理论家透露说,那时沙可夫特别关心孙犁,就像关心一个“贵宾”一样。孙犁不以为然,“我想这是不合事实的,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当‘贵宾’的感觉。但我相信,沙可夫同志是关心我的,因为在和他认识以后,给人的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的。”在延安这一次,就又证明了沙可夫的关心:他来到鲁艺负责人之一的宋侃夫的窑洞里,把孙犁也叫了去,向宋侃夫介绍了孙犁在敌后工作的情况。他看到别人都有家眷,而孙犁孑然独处,因此,当把孙犁送出来的时候,关心地问:是不是也把家眷接到延安来?

  孙犁自然思念妻子。但是一来关山阻隔,路面很不平静,二来上有年迈双亲,下有小儿女拖累,妻子哪里能离得开?所以,他只能婉言谢辞了。

  眼前没有妻子,这是个缺憾。人生几次月儿圆?他们已有三四年不见了,青春时期的如花美眷,还得在战火中拖延下去。这对于一个刚刚三十来岁的男子,也是一种艰难的岁月。

  是的,这里生活不错,大生产运动带来了丰衣足食,可以经常吃到牛、羊肉(主食为糜子)。按照当地习惯,头蹄杂碎是抛掉不吃的,有一次,邵子南从山沟里捡回一个特大牛头,在窑洞门口,安上一口大锅,架起大块劈柴,把牛头原封不动地煮在锅里,用他那四川人特有的犟劲说:“煮上三天,就可以吃了!”孙犁不记得是否和他分享过这次盛餐,但在那些黄昏,在寒风凛冽的山头,在熊熊的火焰旁边,却和他分享了难忘的快乐。

  他的窑洞也不错。在地上立起四根木桩,搭起一块木板,这就是床。窑洞的特点是冬暖夏凉,何况,冬季发的木炭很充足,室外再冷,室内照旧温暖如春。他的家具有青釉瓷罐一个,可打开水,一只大沙锅,可以热饭,也可兼做脸盆。但孙犁不用它洗脸,可以不受“妞儿”的零落了。水房、食堂就在山下,方便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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