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传(32)_虚阁网

三二

　　这个小村庄，该不是滹沱河南岸的东辽城？但在《山地回忆》里，那蓝粗布衣服又把他召回到阜平去了：……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以上，我们略略对孙犁的有关作品做了一个巡礼。这只是他的有关作品中的极少的一部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见他在晋察冀那段生活的剪影，看到他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是结合得那样紧密。不能怀疑这些作品在叙述方面的真实性，例如关于《蒿儿梁》这篇小说，前几年山西省繁峙县县志编委会还给孙犁来信，说小说所据的模特儿，至今还对和他相处的那段日子保持着亲切的回忆。显然，这个县志编委会在认真考虑，把这篇小说的某些内容，纳入到历史的范畴了。孙犁自己也说过他这些作品的产生过程：“它们是：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据他说，他写这些文章或作品，是受了鲁迅精神的鼓舞的。他一直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战争年代，经常行军，身上有两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是手里的一根六道木棍子，一是用破裤子缝成的“书包”。书包里常放着鲁迅的书，如《呐喊》、《彷徨》等（此外，还带过《毁灭》、《楚辞》、《孟子》）。“于是，在禾场上，河滩上，草堆上，岩石上，我都展开了鲁迅的书。一听到继续前进的口令，才敏捷地收起来。”他说，他因此而受到“引动”，抱着向鲁迅学习的想法，写下了那些散文和短篇小说。

　　在阜平，他还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所有的长篇小说（他特别爱好屠格涅夫作品的抒情风格）和爱伦堡的通讯。

　　这样，在晋察冀的山路上，随着他行进的足迹，也栽出了他自己的花；这些花一路绽开来，点缀得这条不寻常的山路更富丽、更鲜亮了。

　　〖且说《冀中一日》〗

　　我们应该补述一下孙犁在这个时期的编辑生活。1940年，晋察冀边区文联成立，沙可夫担任主任。孙犁调到文协工作，同人中除文协副主任田间外，还有康濯、邓康、曼晴等。孙犁负责编辑文联出版的油印刊物《山》，编辑部设在牛栏村一间堆满农具的小房子里，在一个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下，他一个人包揽了编辑和校对工作。正是这个油印刊物，刊登了不少确有价值的好作品和理论文章，如梁斌的《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和《父亲》等短、中篇小说（它们是《红旗谱》的前身），就曾在《山》上连续发表。此外，他还编辑了晋察冀日报副刊《鼓》。“这些刊物，无赫赫之名，有的已成历史陈迹……但对我来说，究竟也是一种工作，也积累了一定经验。”更重要的是——我编辑的刊物虽小，但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如果使得具体一点，我没有给大家丢失过一篇稿件，即便是很短的稿件……很长时间，我编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谓编辑部，不过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我把稿子装入书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丢的机会也可少一些。

　　当然不仅仅是一个不丢稿子的问题。“我青年时，初登文域，编辑与写作，即同时进行。深知创作之苦，也深知编辑职责之难负。”看起来，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理解精神，始终贯串在他的编辑生涯中。在以后的叙述里，我们会进一步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

　　和这种编辑工作分不开的是，他写了不少评介文章，为边区的作者们呐喊助兴。“当时，田间的短促锋利的诗，魏巍的感叹调子的诗，邵子南的富有意象而无韵脚的诗，以及曼晴、方冰朴实有含蕴的诗，王林、康濯的小说，我都热情鼓吹过。”在孙犁，“鼓吹”可能是他长期做编辑工作的一种职业习惯。

　　1941年秋，他请假回到冀中，同行者有路一、傅铎。到郝村（冀中总部在郝村一带）的当天下午，王林、路一陪他回家。在战火中久别的家乡，对他有一番异样的吸引力，第一个看到的又是妻子——她正在大门过道吃饭——他是多么兴奋啊。妻子看到风尘仆仆归来的征人，自然更是惊喜不已。但这位“荆钗布裙”的青年妇女，看见有外人在场，便迅速起立回屋，——她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掩盖了自己的感情，同时也就算对丈夫和客人行了欢迎礼。

　　在郝村，孙犁和其他同志一道，完成了一项在抗战文艺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工作——编辑《冀中一日》，并根据看稿心得，写了后来传播很广的《文艺学习》这本书，他称之为《冀中一日》的“副产”。在他个人，具有纪念意义的是，他的妻子怀了孕，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小达——王林戏称为《冀中一日》的“另一副产品”。

　　说起来，他参加《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也有些事出偶然。1941年9、10月间，他住在冀中二分区，等候过平汉路，回到阜平山地。因一时没有过路机会，又患了疟疾，就没有过成。后来，《冀中一日》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王林约他一同工作，他就留下了。

　　关于《冀中一日》的编辑情况，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里作了这样的介绍：

　　1941年初，冀中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考虑到要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从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受到启示，向冀中文化界明确提出组织写作《冀中一日》的要求……这年4月，冀中抗联所属群众团体和区党委、军区政治部、报社的代表，聚会在安平县彭家营村，成立了“冀中一日”筹委会。会议讨论“冀中一日”选择哪一天好，一致同意选在5月。鉴于5月即将到来，需要时间动员布置，就确定了5月27日。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生活和斗争。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宣传动员搞得相当深入，各机关、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一直把任务布置到各个村庄和连队。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都写着“冀中一日”四个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妇女，见行人来往，查完“通行证”，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个字，问“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写一篇“一日”的文章……到了5月27日这一天，能动笔的人都动笔写作，据统计，亲自动笔写稿者有十万人。不能动笔的请人代笔，许多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都热心参加了这一写作运动。各地送往“冀中一日”编委会的稿件，要用麻袋装，大车拉。打起仗来，还得用大车拉着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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