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传(86)_吴福辉

八六

　　整风学习小组只开了一两次会，便停下了。后来也没恢复。黔桂战事造成大批的文化人流亡，到了重庆的要接待，滞留途中的急需救援，大家分头去做具体工作。

　　艾芜一家六口，包括新生的婴儿，流离失所三个月，困在贵阳。李亚群奉周恩来之命携款前往救助，才于11月下旬来到山城。初时找不到房子，临时住在“文协”一楼的会议室，就在以群、沙汀房间的隔壁。会议室大而无当，蕾嘉路上病了，婴儿嗷嗷待哺，房间里挂满尿布，情景十分凄惨。沙汀、艾芜一直音讯未断，分手却已整整七年。在这样一个狼狈的环境里相遇，两人的感慨太多。沙汀没有像第一天住进以群房里那样，滔滔不绝地大谈故乡见闻。他看着疲惫不堪的艾芜，简直说不出话来。他也感到难以理解老朋友，怎么有那么大的忍耐力？一个月后，艾芜全家搬到了南温泉的一所茅屋定居。

　　同样撤退来渝的作家还有田汉。沙汀想起抗战初期自上海返川，住到他南京家里受到的款待。他跑到上清寺求精中学附近去探望这位好客的戏剧家。一家人挤在一个二楼的房间，虽然局促，“田老大”的乐观豪爽仍不减当年。见面大谈川剧“场面”上打击乐器锣鼓铙钹的特点，俨然是个行家里手。

　　巴金新婚燕尔，刚从贵阳到这里与萧珊会合。巴金和吴朗西在艰难竭蹶中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几度迁址，为大后方的进步文化事业出力良多。这个出版社与沙汀的关系最密切，上海时的《土饼》、《航线》、《苦难》三个集子和最近的长篇《淘金记》，都是经过巴金在那里出书的。他与巴金的交往逐渐加深。艾芜未搬去南温泉前，他们约好一块去看老巴。三人同年，今年都是四十岁，巴金又是四十岁当新郎，见面后同乡们打着乡语开玩笑，沙汀尤其说得凶。巴金的稿费多被“勒索”，这次又请客吃山城的“毛肚火锅”，麻、辣、烫，名不虚传。沙汀口馋，放怀吃得大汗淋漓，以致于冷热一激，当晚回张家花园便感冒发烧，服了多帖中药才好。

　　在民国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还见到从北碚进城的靳以。他是巴金的老搭档，与沙汀也是老朋友了。谈起王映霞抗战中与郁达夫的离异，萧红的婚姻和寂寞，叶紫逝后妻儿的艰窘，都不胜感叹。正是靳以，1940年约沙汀写了《悼念叶紫先生》一文。靳那时在《国民公报》的副刊“文群”上编了个纪念特辑，经沙汀等同意，将全部的稿费用来抚恤叶紫的遗孤。巴金、靳以的为人之好，是很吸引沙汀的。

　　新认识的朋友里，吴组缃与他一见如故。吴组缃在中央大学教书，已是有名的作家。第一次在张家花园见到沙汀，瞥见他床上那顶疤上重疤的圆蚊帐，便坦然笑道：“哎呀，老兄这床帐子真是洋洋大观哪！”他很关心人，后来常听他讲起大学知识分子的苦况。比如，一位同事，妻子在城里工作，礼拜天才能回乡下，五个孩子统由丈夫照管。这位令人尊敬的大学教师白天上课，晚上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一边给他们纳鞋底。吴组缃讲得生动，好像是一篇小说的材料，见沙汀单薄虚弱，问起来才知道是神经衰弱、失眠，便劝他用当时苏联进口的鹿茸精针剂，很直率地说出自己用后的效果。吴书读得多，小说写得少、写得精，谈起自己作品，说《一千八百担》还可以，长篇《鸭嘴涝》是个次品，要求得很严格。这个人对人对己就是这般耿直。

　　我在抗战中认识沙汀。余冠英办《国文月刊》，让我介绍当前的小说，我介绍了四篇，沙汀占两篇，《在其香居茶馆里》、《磁力》。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但欣赏他。见面后觉得亲热。沙汀诚笃，川味浓。我去张家花园看他们，姚雪垠招待我，一连打了七八个鸡蛋，都是坏的。沙汀一句话没说，去煮了两个鸡蛋端来给我吃。以群笑着告诉我，姚去北碚两个月，鸡蛋当然搁坏了。

　　抗战时沙汀从延安回国统区，有人批评他逃了。我认为他是要写作，我理解他。

　　他为人好，平时不大说话，对熟人能哇啦哇啦，也幽默。四川习惯浓，麻婆豆腐。

　　文艺界有些人互相不看小说，或是看沙汀小说的。鲁迅之后，他深厚，我比对天翼还看重他。吴组缃与杨晦在一个学校教书，住在宿舍区。沙汀去时往往都能见到。杨晦是“五四”作家，是火烧赵家楼翻墙入室的一个。沙汀未写作前，便读过他的翻译《当代英雄》和历史剧《楚灵王》，十分佩服。杨在川东城口县一个外地搬去的师范学校教书，与一学生谈恋爱，两人跑到重庆。所以，沙汀第一次见他，他在做新郎官。杨晦个子奇小，穿着极坏，他的皮鞋补了又补，可以想象一个大学教授穷困到什么程度。一次沙汀去拜访，在他的宿舍里住，臭虫多得吓人，一夜未睡安稳。次日回城，杨晦夫妇还没起床，他打个招呼，洒洒脱脱离开。

　　（杨晦似乎是偶尔涉足评价了你的小说，称你为“四川社会的叙事诗作者”，说你有“农民的性格”，“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生活惯了”，“带点拘谨”、‘慢工出细活”制出“专精的产品”。还是很有见地的。

　　他注意到了乡土给我的滋养和束缚的两个方面）

　　姚雪垠在“文协”同住时认识。姚抗战中写《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出名，又写《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一时成为畅销书，很引人注目，也引起一些议论。沙汀他们认为他只是不够成熟，曾与茅盾找他谈过长篇创作问题。茅盾推崇托尔斯泰，说要有托翁“抓得起来，甩得脱”的笔力。因为姚的小说流行，陈纪滢把他拉得很紧，在一起筹办刊物《微波》。为了这件事，沙汀与他谈过多次，提醒他注意政治倾向性。

　　几个月的重庆生活过得很有意义，新老朋友的交往鼓起他更强的创作信心，对局势的了解也加深不少。夏衍和他在一个小组整风，从左联中、后期编《光明》与夏合作，他就佩服他思想敏锐，办事细密的作风。当时，党对国统区文艺界，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有两个联系系统。一个是郭沫若、阳翰笙的“文工会”，管创作方面。一个是南方局的文化组，徐冰管统战，夏衍管新闻，后者到得较晚。过去的沙汀，与现在的何其芳，都是后面这个组的。

　　夏衍1942年化装逃出沦陷的香港，经桂林到重庆后，就在《新华日报》，同时参与雾重庆的戏剧活动。沙汀到捍卫路的居处去看过他，是一所平房，离张家花园不远。当天乔冠华也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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