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为而不有(2)

为而不有(2)

　　文物研究在中国起步晚，底子薄，课题多，是一种筚路蓝缕式的开拓。其不能与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地位相称，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注。1963年，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在谈到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出国访问，参观过人家的蜡象馆、服装博物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文化比他们悠久，可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服装博物馆，没有相应的《服装史》，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编一部有自己特色的服装史？

　　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当即插话说：“这事沈从文可以做。”周恩来也当机立断：“好，那就交给他去做。”齐燕铭对沈从文的研究工作是了解的。196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授的苏联专家尼基希洛夫，去历史博物馆参观时，就曾指名要沈从文陪同。沈从文陪她看了整整40天。沈从文强闻博记，对中国古代文物的深入和透彻的理解，对问题的举重若轻，使尼基希洛夫既惊讶，又佩服，对这次参观极为满意。不久写信给文化部，希望沈从文能编一本书：“就按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和您的讲解来写，这就很是马列的了。”

　　不久，就抽调沈从文、王崇吾、金灿然，与尼基希洛夫组成一个班子，着手《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全书由沈从文起草，每写出一章，就提交编写小组讨论通过。

　　就在此书将付印时，中国科学院方面以书稿内容不够详细为由，要求另组班子，重作修订。

　　于是，又组成一个包括沈从文在内的12人委员会，其中，有6个专业研究员，重新开始工作。

　　对此，沈从文大惑不解，心里有了疑虑。“不详细”是不是中止此书出版、另起炉灶的真实理由？这原是一部以实物图像为主的著述，自与那种对实物了解不够、却以典籍记载加以引申的著作不同。而这12人委员会中，大多没有见过多少实物。如果仍以原先的构想为主，那么重新增补的基础在哪里？如果改变原先的构想，使之“详细”的结果，这本书又会成为什么样的型范？假若果真如些，为什么不干脆组织人另编一部，让两个不同特点的著作并存，而又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

　　是不是还另有原因？原先在这本书稿编写过程中的一些人事点滴突然闯进沈从文的心里。——每当他写出一章交小组讨论时，总要爆发一场无谓的争执。一些本无可争的问题，也要被提出争论一番。那时，沈从文以为这只是学术问题上的正常现象，虽有点迷惑，却并不以为意。现在仔细一想，心里不免起了隐忧。他朦朦胧胧地触到一个可怕的字眼：成果争夺。

　　他被自己这种联想惊住了。——也许，这只是出于自己的多疑。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念头？可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未来的工作必然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扯皮。预期的结果一定要完结于生命与精力的“内耗”之中。在这种牵连到人事的“争夺”中，自己从来就是一个低能者，留下的只是一连串的败北记录。

　　——但愿这是自己的无端猜想。但不论是哪种情况，今后的工作都将与自己所预期的相反。与其将生命耗费于无结果的努力中，不如及早避贤让路。

　　于是，沈从文将书稿交由新的班子处理，当真就从12人委员会中退了出来，返回了历史博物馆。

　　然而，这本书此后也就泥牛入海无消息。

　　1963年，当齐燕铭向沈从文转达周恩来的决定时，沈从文欣然应诺。他钦佩周恩来对民族文化研究工作的重视，感念他对自己的信任，他愿意做这种开拓式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打前站”、“为后来者开路”的工作。

　　沈从文立即着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按照统一安排，由轻工业出版社的阮波负责这本书的出版，由历史博物馆从美工组抽调陈大章、李之檀、范曾参加，负责图片制作——由沈从文提供图像实物资料，加以描摹绘制。到1964年春，一部包括200幅主图及部分附图，20余万研究说明文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稿即告完成。全书以文物图像为纲，以不同方式、不同体例作文字说明。文字说明以实物为归依，穿插引申文献典籍，进行比证、分析与综合。

　　书稿完成后，出版社立即出样书，分送有关部门及专家征求意见。在听取了各方面有关意见后，沈从文又重作增补。按预定计划，此书将在1964年冬付印，作为建国15周年献礼。

　　可是，1964年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变化，注定了这本书的夭折。随着国内经济的全面好转，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阶级斗争又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思想文化领域照例首当其冲。文学艺术各部门已经受到了严厉的警告：“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许多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极左思潮正借机而起，酝酿着中国文化的全面危机。

　　在此时，即便是远离现实政治的文物考古部门，也不是宁静的避风港。早在1957年，沈从文发表的一篇题为《古代人的胡子》文章，就有人在报上著文，指名批评他“不谈阶级斗争，谈起古人的胡子来了”。对此，沈从文简直啼笑皆非。——胡子问题，一般人可以不谈、不懂，搞历史文物研究的，却不能不谈，不能不懂！不同样式的胡子，是判断历史人物所属时代的重要依据：战国人的胡子，像倒过来的菱角，向上微微翘起；西汉人的胡子，是长长的左右两撇，显得威严庄重；到了隋代，更是按人的不同身份，编成形状各别的辫子；而现世京剧里的人物，胡子都是明代人样式。对古人胡子的鉴别，涉及历史文物的真伪。

　　然而，那种将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思潮，却正制造着中国文化的“劫数”。

　　沈从文和他的文物研究，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风暴中，不可能不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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