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为而不有

为而不有(1)

　　促使沈从文终于提前下山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无从搁下那一个个正在进行的文物研究专题。——当他紧紧拥抱着文物研究工作不放时，他无法割断与文学创作的一缕情丝；而当真要从文物研究中脱身而出时，他才强烈地感到文物研究对自己所拥有的独占力量。

　　自从进入文物研究领域以后，沈从文有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

　　沈从文长年累月与之对面的，是份无法计量的巨大历史文化财富。那一坛一罐、一丝一缕，处处显示出中华民族先民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伟大创造和智慧凝聚。可是，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却处于落后状态，与祖先的光辉创造相比，实在太不相称。即以大同云岗石窟为例，早在40年代，日本人水野清一就写出了30多本一套大部头的研究报告，而在中国本土，却连一套像样一点的介绍图书都找不到。敦煌在中国西北，而“敦煌学”又是日本人居领先地位！……每思及此，沈从文都有一种芒刺在肯之感。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必须有一个与中华民族相称的地位和格局。如不思振作，迎头赶上，便难免对上愧对祖先在天之灵，对下无法向子孙后代交待。为此，从1953至1963年，沈从文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先后就文物研究工作有关问题，提出过20多次建议。

　　要使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取得预期的进展，除了国家主管部门应作出给予文物研究相应地位的安排，要有人耐得住寂寞，不计个人得失，扎扎实实地做打基础的工作，还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见出效果。可是在文物考古领域，到处都是条块分割，各各将国家文物资料当作“专利”，个人与个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相互保密、封锁的情形十分严重。其结果，既有害于人，又无利于己，更有损于整体研究格局的形成。对此，沈从文简直无法理解。

　　对上级主管部门的决策，沈从文无从过问；对别人思考问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沈从文也无权干涉，他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责。一方面，他同时展开对几十个专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将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为各方面打打杂”，充满真诚地为国内各单位与个人的研究需要提供帮助。于是，一如30年代在北京办《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期，沈从文小小寓听，又成了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所。不同的是登门入室的，已换成了古文物研究有关的人员。

　　业务和服务范围日益扩大，除自己在“物质文化史”方面二三十年来锲而不舍地狠下功夫之外，经常还把自己的专长“送货上门”，或者接受外单位的“加工订货”，甚至应承“代购”、“配货”的委托。他那间本来就不大的“窄而霉斋”，有时简直成了个不挂牌匾的作坊或者无以名之的文物、杂项荟集之所。每当客人进屋来，主人常常得这么介绍已经在座的：“这位是景德镇来的××师傅……”

　　“这两位是专门搞舞蹈服装设计的……”

　　“快来看这几块新疆新出土的锦缎吧，不仅重要，还真是米（美）极了！”^①在这方面，沈从文是一个令人叹佩的古道热肠式的人物。凡有所求，他总是尽量满足别人的需求。每当别人上门求教，遇一时不能说清的问题，他总要于事后凭记忆写成数十张卡片，有时甚至一部一部地评述有关典籍的得失，而后将这些卡片，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纸袋里，外面注明“内××材料”——“××有用”、“供×××参考”……熟悉情况的人，一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为常来求教的年轻人准备的有关资料。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罗子，编写了一部《中国工艺美术史稿》，寄给沈从文征求意见。沈从文为有这样一位青年同道而高兴，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为这本书提意见，作修改，反反复复凡四遍，竟使原先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增加到20余万言。

　　从事考古学研究的青年高华，曾这样回忆他请沈从文审阅一篇考古学论文的经过：……我写了封长信去请教，并把我论文的初稿也一并寄去。沈先生在百忙中看了我的论文，并就我所提的问题给了许多明确的答复。他老人家回了我一封四倍于我的长信，蝇头小楷恭恭正正地写满了八页。他不仅提供了许多参考文献，而且有的就直接旁证博引，省得我再去考证了。经他老先生提供的线索，我翻遍了全套《汉书》，终于查出鎏金在汉朝已经广泛应用到了建筑装饰上的实例。我在论文中曾引用了一段沈从文先生复信中的话，我的指导教师、建筑家陈志华先生也是独具慧眼，他一眼就瞧出这些材料有来头，他问我资料来源于何处？我于是老老实实说明是沈先生复信中的摘抄。他说应当把材料来源出处说明，于是我加上了“据考古学家沈从文至函介绍”字样。^①

　　沈从文对这种播撒火种工作的重视不亚于自己的研究。他看到了这对于民族文化研究的长远价值。他从自己的艰辛严肃的劳作中，深切体验到了四时交替对生命的严峻意义，时间就是生命。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时间有限，应作的事太多，而能作的事实在太少，面对自己归纳排比出来的一大堆研究专题，沈从文有了强烈的焦急感，还有许多责任待尽，自己正一天天老去。他愿意年轻一辈能够分担这份责任。在他的感觉里，不是自己帮助年轻人，而是年轻人在帮助自己。每当遇到一个有志于文物研究的年轻人，话一投机，他会立即引为知己，并推心置腹地说：“我在有生之年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只怕来不及。我愿意把一些专题分给年轻人，把我积累的资料交给他们，完稿后以他们的名义发表。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出来，而不是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你有没有兴趣承当一份？如愿意，可以把有关资料拿去，如有困难，也可由我指导进行研究。”

　　这种焦灼感使他不愿去计较对方的目的与动机，以至充满兴致地忙活了好些年，一旦那人出露头角了，回过头来反把他的真诚和忘我当作笑谈，背地里对他横加揶揄。对这类人的以怨报德，他总是一笑置之，依旧照样带了一股“傻”劲去帮助别人，从来不曾从中吸取教训。他何尝不知道人世复杂，人之贤与不肖，各各有别。他宁可承受个别人的以怨报德，却不愿因可能不得好报——他原本也不求报，而阻塞了更多的有志者的上进之途。——这个“乡下人”，有如他过去笔下的老兵会明，承受了一份别人所得的“呆子”印象，却无从抹去保留在深心里的那份人生责任感，尽管在会明身上，是一种不知而为，在沈从文则是“明知故犯”的。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