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 “生命”的第一乐章(4)

“生命”的第一乐章(4)

　　一连串责备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沈从文悚然而惊。待他张惶四顾，一切又化为无声。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份的说明……这作品或者只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①

　　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

　　提到这点，我感觉异常孤独，乡下人实在太少了！^②

　　《边城》的问世，意味着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整体构架的基本完成。

　　这是一曲以乡村人生形式的探索为主旋律的生命之歌。沈从文30年代以乡土为题材的全部创作，展示了一个延伸得很远的人生视野。他从20世纪初叶到抗战时期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里，提取了原始自由、自在蒙昧、自主自为这三种基本的生命形态。《边城》和后来创作的《长河》是生命自为的理想之歌。翠翠、傩送等人物身上，凝聚着这一生命形式的特定内涵：保守着人的勤劳、朴素、善良、热情，在爱情关系上，表现为自然与纯真；但它又是自主自为的，抗拒着封建文明的潜在影响。在关系到人生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它有主心骨，信守自己的选择，坚定地把握住人生的航线。然而，《边城》到底只是沈从文笔下乡村世界的一部分，蕴含其中的沈从文的乡土悲悯感和全部人生感慨，只有将它放在沈从文创作的整体构架里，才能充分而明晰地显现出来。《龙朱》、《神巫之爱》、《月下小景》、《阿黑小史》等，作为一个系列，大多是以苗族和其它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为根据加以想像的产物，通过这些故事完成着对生命原生态的考察。这种生命形式，是通过爱情、婚姻、两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而获得它的定性的。

　　这是一种人的自然交往，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具有较充分的自由，作品里的青年男女爱得真挚、热烈、活泼，跃动着原始的生命活力，洋溢着自然之趣。但是，这种自由，并非毫无选择的自由，也并非纯生理上的互相吸引，而是在所有场合，爱必须以爱为前提。“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热情真实的歌”。虽然这种爱情并非全是喜剧，也同样受人心隔膜与社会习俗的制约。然而这种限制，也带着原始色彩，不具有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沈从文特别强调了这种生命形式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的原始封闭性。在这里，没有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影响，甚至封建宗法关系也还没有生根。沈从文从湘西少数民族的特殊历史发展里，获取他的艺术感兴。

　　然而，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封建宗法关系开始向湘西渗透；到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尤其是30年代都市“现代文明”的侵入，推动着湘西社会朝现代演变。这一历史过程所取的浓缩形式，使湘西社会成为各种文化绳索绞结的产物；因社会变化造成的湘西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又造成不同文化的相互撞击。沈从文始终注目着历史的这一变化。《柏子》、《萧萧》、《贵生》、《会明》、《虎雏》、《夫妇》等在沈从文创作中占有极大比重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乡村生命形式的演变，塑造出“乡下人”的形象系列，完成着他对自在生命形态的考察。

　　这种“乡下人”，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道德形态和人格气质看，依然保留着与原始生命形式的历史连结。分别表现出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勇敢、雄强、热情、善良、纯朴、忠厚的品格和气质。然而，他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在其内部，是封建文化与原始文化二者的交织，“乡下人”已经置身于逐渐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封建宗法关系——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之中。童养媳制度、雇工制、卖淫制，如同《柏子》、《萧萧》、《贵生》、《丈夫》所展示的，他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不得不接受一份悲惨的人生命运，而伴随他们的雄强、热情、善良和纯朴共生的，是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他们“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

　　对命运缺乏具理性的自主自为的把握。在表现“乡下人”理性蒙昧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萧萧》。萧萧这个纯朴、天真的乡村小女子，12岁便出嫁作了童养媳，丈夫只有三岁。待她长大成人，被雇工花狗大用山歌唱开了心窍，成了一个妇人，并怀了孕。事情被婆家发觉后，照规矩要被沉潭或发卖。只是由于伯父说情，娘家婆家没有读“子曰”的人物，才被议决发卖；又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买主，事情被延搁下来；十月期满，萧萧生下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音宏壮”，萧萧不嫁到别处了。十年后，萧萧与小丈夫圆了房，又生下第二个儿子时，全家又忙着给萧萧的大儿子迎娶媳妇了。当接亲唢呐吹到门前时，萧萧抱着新生的毛毛，在屋前看热闹，“同十年前一个样子”。——在全部事变过程中，萧萧的生命在一种无法预料其结果的人生浪涛里浮沉，任何一种偶然因素都可能使他的命运改观。可是，在萧萧自己，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原，生命处于被人支配的自在状态。除一度曾朦朦胧胧感到要逃走外，没有任何影响自己命运安排的主观努力，生死祸福全凭别人安排。而只，在唢呐声中，又一代萧萧进了门——她们一代又一代地继续着悲凉的人生。

　　“乡下人”这种精神状态，使他们与变化了的外部世界环境极端的不协调。一方面，他们人格本身的优秀部分，使他们在某些特定场合——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如同《黑夜》、《过岭者》、《早上——一堆土一个兵》等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另一方面，主体精神的蒙昧又使他们无法加入外部世界的竞争，他们的诚实、纯朴反现出“呆”相。《会明》中的老兵会明，十年前是一个伙案，十年后依然是一个伙案，尽管和他同时入伍的一些“聪明人”——马弁或流氓，都爬了上去，他始终信守着十年前跟随蔡锷起义获得的战士的责任感和战争的神圣感，随时准备将旗帜插到敌人堡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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