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叩开幸运之门(2)

叩开幸运之门(2)

　　当时，《大公报·文艺》的稿件由沈从文在北平编成，而后寄天津报社发排。在这过程中，看稿、改稿，都少不了张兆和。这自然得力于她的文学修养，——她自己也能写小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沈从文小说中的《玲玲》，就出自张兆和的手笔。后来谈到这件事时，张兆和笑着说：“他有点无赖，不知怎么就把我的小说收到他的集子里。”王西彦回忆自己当年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情景时说：……后来我从余家胡同的“学会”搬到西单辟才胡同的南半壁街去住，沈从文先生的家也搬到附近的北半壁街（？），彼此的距离更近了。有时，连《文艺》周刊上的稿费也由兆和先生给我送来。^①对自己的婚姻，沈从文是十分满意的。他不无得意地说：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①在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当一个生命真正让另一个生命浸入时，常常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时，沈从文的生活与生命都进入了稳定时期，又人当盛年，他的创造力获得了充分的发挥。在编撰教科书，编辑《大公报·文艺》的同时，沈从文仍没有放弃作品创作。仅1931至1937年，他就有20多本小说、散文、文论集出版。

　　进入30年代以后，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迅速上升。他的文学创作，不仅走过了早期的不成熟阶段，也走完了1928至1930年的过渡阶段，进入成熟时期，成为中国文坛上引人瞩目的重要作家。1934年，《人间世》向国内知名作家征询《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的意见，老舍和周作人不约而同地以《从文自传》作答。^②由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编译的第一次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文学成就的作品集《活的中国》里。收入了沈从文的《柏子》。在该书的《编者序言》里，斯诺说：后来我又去物色并得到几位中国主要作家的合作，他们协助我挑选同时代人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萧乾，还得到沈从文和巴金的协助，这两位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过巨大贡献。

　　我还发现中国有些“杰作”篇幅太长，无法收入到这样一个集子里去。许多作品应列入长篇，到少也属于中篇，然而它们的素材、主题、动作及情节的范围，整个的发展规模，本质上只是短篇小说。鲁迅的《阿Ｑ正传》就属于这一类。还有茅盾的《春蚕》和沈从文那部风靡一时的《边城》。^①鲁迅在与斯诺谈及中国新文学代表作家时，也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冀、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②

　　沈从文在文坛上的地位上升，不仅主要取决于他在文学创作中取得的成就，也得力于他所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朱光潜后来回忆说：他编《大公报·文艺》，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③姚雪垠也在他的《学习追求五十年》里追忆说：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文坛的重镇。^①朱光潜和姚雪垠回忆所提及的“京派文人”和“京派作家”，是3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的一个特有的文学史现象。自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国民党政府卵翼下的一批文人，曾一度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与之抗衡。前者以上海为中心，后者以南京为据点。而在北平，却聚居着当时游离于二者之外的一大批民主主义作家。他们既厌憎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治，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抱有程度不一的隔膜与怀疑。

　　这批作家当时被称为“京派作家”。实际上，“京派作家”没有固定的组织，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松散的作家群体。《大公报·文艺》和后出的《文学季刊》（郑振铎、靳以主编，1934年创刊），《文学月刊》（巴金、靳以主编，1936年创刊），《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1937年创刊），成为这个作家群发表作品的共同阵地。《大公报·文艺》是其中起步最早、时间最长而又最具连续性的一面旗帜。

　　《大公报·文艺》第一期于1933年9月23日问世，每周出两期，由沈从文一人主编。从1935年9月起，由沈从文和萧乾署名合编，每周出四期，星期一、三、五三期，每期半个版面，由萧乾负责，改刊名为《文艺》；星期日一期，一个版面，由沈从文主持。1936年4月起，全部改由萧乾署名，但沈从文仍参与编辑与组稿，是萧乾事实上的“顾问”。《大公报》文艺副刊拥有实力雄厚的作家阵容。经常在该刊上发表作品的，不仅有“五四”时期即已著名的如朱自清、冰心、蹇先艾、废名、许钦文、王鲁彦、杨振声、周作人、冯至、凌叔华、俞平伯等人，有和沈从文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巴金、张天翼、朱光潜、李健吾、陈梦家、老舍、林徽音、林庚、靳以等，还有30年代崭露头角的新进青年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丽尼、陆蠡、沙汀、艾芜、萧乾、荒煤、严文井、田涛、王西彦、芦焚、方敬、陈敬容、辛笛、孙毓棠、高植等，其中，左翼作家与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占有压倒的优势。

　　《大公报》文艺副刊以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性为办刊宗旨，提倡作品的艺术性和创作的严肃性，既反对游戏，消遣的“白相文学”，又反对空有血泪叫喊的纯粹宣传品。在侧重创作的同时，评论、翻译与外国文学的评论同时并举。该刊尤其重视对青年作者的培养。上述大部分新进作家的初期之作，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都成为此后中国文学运动的中坚。

　　自然，沈从文在北平的寓所，就成了作家往来聚会的重要场所。1933年秋，巴金刚来北平时，就在沈从文家里住了半年。那时，沈从文每天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写作《边城》。巴金则在客室里着手中篇小说《雪》的创作。直到沈从文大姐一家来京，家里无法住下，巴金才迁居北海三座门。朱光潜、靳以、李健吾、卞之琳、萧乾等。更是沈从文家的常客。来得更多的，还是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文学青年。在这期间，沈从文将很大一部精力用于扶植青年作者。看稿、改稿，与作者座谈，成了他生活中常见的节目。1935年秋的一天，北平东城一家茶馆的餐桌上，沈从文、萧乾正与一些青年作者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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