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叩开幸运之门

叩开幸运之门(1)

　　丁玲事件卷起的热浪，随着秋天的到来，已开始降温，并逐渐沉寂下来。但是，较之丁玲事件远为重大、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浓重阴云已经弥漫在华北上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军之手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染指华北，发动侵占热河之役，打开了通向华北的门户。严峻的形势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日军侵占华北只是早晚间事。凡爱国者都已意识到，在年轻一代身上注入爱国的民族感情与做人勇气，增强儿童与少壮抵抗忧患的能力，已成为民族文化工作的当务之急。

　　1932年夏，杨振声接受了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教材和基本读物的使命，甘愿辞去青岛大学校长职务，来到北平，着手组织编撰教科书的班子。

　　应杨振声之邀，沈从文也在学期结束之后，辞去青岛大学教职，与张兆和、九妹沈岳萌一起到了北平，和朱自清等人一道参与其事。此后数年间（直到芦沟桥事变为止），他们通力合作，从小学教材起始，循序渐进，并亲自把编成的教材陆续带到师大附小去作实验。在沉默中，他们担负起中华民族儿女应尽的责任。

　　自然界的果实有收获的季节，这时，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也到了成熟的时候。在去北平之前，沈从文与张兆和已商定了结婚的时间，并征得了张兆和父亲的同意。到北平后，他们就着手筹办婚事，可是沈从文身上不名一文。本来，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沈从文月薪100元。按说，这笔钱供他和九妹二人花费已经足够。但沈从文不会安排生活，钱一到手，兄妹二人就上剧院看电影，下馆子吃西餐，很快就花得精光，常常弄得半个月没有饭钱。九妹岳萌成天无所事事，也不上学，说是没钱交学费。张兆和到青岛后，见此情形，带着哭笑不得的神情，摇了摇头，赶紧安排九妹上学读书。想起沈从文到上海去见父亲时，身上穿一件蓝布面的旧狐皮袍，衣襟上满是油渍的情形，张兆和心里起了怜惜之意。这个“乡下人”，实在太不知道如何管顾自己，身边正需要一个人替他照料一切。她本想去北平后再读几年书，而后考虑结婚的事，看来也只好放弃了。

　　到北平后，张兆和将自己一只纪念性的戒指，拿给沈从文当掉。这时，他们正暂时寄居在杨振声家里。一次，杨家大司务拿沈从文换下的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的那张当票，立即交给了杨振声。于是，杨振声给沈从文预支了50块钱的薪金作应急消费。后来，杨振声对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

　　本来，张兆和是可以结婚为由，向家里要钱的。她的二姐结婚时，父亲就曾给了2000块钱。但沈从文却不愿意这样做。他写信给张兆和父亲，表示结婚不要家里给钱。张武龄见信后十分高兴，向家里人夸奖了这个未婚女婿。当初，张兆和读书成绩好，父亲十分欢喜，送了她一本王羲之的《宋拓集王圣教序》作为奖励。最后，这本字帖成了张兆和唯一的一份嫁妆。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宣布结婚。婚事办得极为简单。没有仪式，也没有主婚人、证婚人。沈从文穿一件蓝毛葛夹袍，张兆和穿一件浅豆色绸旗袍——还是张兆和的大姐在上海给他们赶制的。赶来祝贺的，大多是沈从文在北方几所大学和文学界的朋友。双方家里，张家有大姐元和、四妹充和、大弟宗和及三叔晴江一家；沈家则由沈从文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作代表。

　　新居在西城达子营。这是一个小院落，正房三间外带一个小厢房，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槐树，沈从文称它为“一枣一槐庐”。新房内没有什么陈设，四壁空空，婚后才由沈从文选购的书籍和收罗的陶瓷漆器逐渐填满。两张床上，各罩一幅锦缎百子图罩单，是梁思成、林徽音夫妇送的，才微显喜庆气氛。

　　还是婚前刚把几件必需物件搬入新居的一个晚上，张充和发现一个小偷正在院子里解网篮，便大声呼喊：“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从文闻言亦大叫：“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应声吆喝。呼叫声里，一阵脚步响，小偷早已爬树上房一溜烟走了。一阵虚张声势过后，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里紧紧抓着一件武器：牙刷。

　　对沈从文而言，这一婚姻是圆满的。他得到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忠实伴侣，而且还是一个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孔子曰：三十而立。这时沈从文正步入“而立”之年。命运仿佛有意证明这一“圣人”之言似的，沈从文不仅家立，而且业立。就在他结婚的同一个月里，沈从文应《大公报》之聘，从当年“学衡派”吴宓等人手里，接编了该报的文艺副刊。这不啻为沈从文从事的文学事业插上了另一只翅膀。在此后数年间，沈从文以一人之力，主持《大公报·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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