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相濡以沫(5)

相濡以沫(5)

　　景山以为鲁迅的谈话是私下进行的，而给钱玄同的信又未公开发表，沈从文当时可能不知情。其实，这些谈话和信件的大意，沈从文几乎立即就知道了。这很可能与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到处传话有关。1931年，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一书中，这样说：

　　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②

　　当时，沈从文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同样生了气。人总有自己的尊严，以至在鲁迅生前，沈从文始终不愿与鲁迅见面。1922至1926年，这两位作家同时住在北京；1928年至1931年，他们又同时住在上海，应该是不少见面机会的。在这件事上，鲁迅和沈从文都未能冷静地抑制自己的感情。但无论鲁迅还是沈从文，却没有因此影响各自对对方文学成就的评价。沈从文

　　在他后来所写的一系列论述中国新文学成就的文章中，始终将鲁迅的创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鲁迅在1935年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肯定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的作家”^①之一。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这年冬天，胡也频和丁玲第二次返回湖南不久，胡也频一个人回到了北京。但他一离开丁玲，便感到分离的痛苦，不久又借钱赶回湖南。丁玲同样不能忍受这种离别的考验，几乎在胡也频南下的同时，从湖南向北京出发。两人乘坐的船却在洞庭湖里错过了。于是，胡也频再从湖南赶回北京与丁玲相会。这以后，两人在北京不断掉换公寓，一会儿银闸胡同，一会儿孟家大院；一会儿景山东街，一会儿北河沿，最后又搬入汉园公寓。在银闸、景山东街，到汉花园，沈从文都是和他俩住在同一个公寓里。

　　当胡也频、丁玲听从刘梦苇的建议，第二次迁入北河沿公寓时，一些在北京的朋友，见他们二人重回北京，就有人建议成立一个文学社，办一个刊物，由丁玲牵头；并从“未名社”社名得到启示，取名为“无须社”。但最终也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1926年，南方革命蓬勃发展。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同月北伐军进入长沙；8月攻克岳州；继而在汀泗桥击溃吴佩孚主力；10月，攻克武昌。随着北伐战争取得进展，南方出现了蓬勃生气。沈从文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已纷纷南下；胡也频在海军预备学校时的一批同学，也投身到南方的北伐战争。这两方面的朋友都先后写了信来，要他们去武昌看看。

　　当他们商量这事时，三个人都没有去武昌意思。

　　理由又简单又切实的是丁玲女士……她的意思只是：“若想做官，可过武昌；若想做文章，不应当过武昌。”^①

　　——这时，丁玲正开始酝酿写短篇小说；胡也频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可得25元钱稿酬。生活刚刚稳定，不愿意另作安排；沈从文先因《晨报副刊》改组，由刘勉已、瞿世英继任编辑，文章获得了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机会，后又由徐志摩负责《晨报副刊》，文章得到赏识，有了较多发表机会，也不想放弃刚刚打下的基础。因此，三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三人住进汉园公寓后，有于赓虞、许超远、黎锦明、徐霞村、王森然等人经常与他们过从；女朋友中有凌叔华、黄庐隐等，却不常来。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