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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江南一燕(6)


  1923年春夏间,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唯心主义营垒里的一场争论,即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这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讲演,鼓吹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而只能由直觉的、主观的、自由意志的“玄学”即唯心主义哲学来解决。一切社会现象包括社会革命,并无规律可循,历史不过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一笔糊涂帐。4月,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张君劢的观点,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也打着“科学”的招牌,反对玄学。但是,他们的“科学”理论,只注意现象不注重本质,不承认科学法则的客观规律性,依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胡适提出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建筑在“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正是否认人生观产生的客观依据的一个典型。“科学”与“玄学”争来争去,谁也不可能解决科学与人生观问题。

  陈独秀和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坚持了历史唯物论,正确地评论了这场争论。1923年11月,瞿秋白写《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紧紧抓住争论的中心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即两派“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自由意志与否,别的都是枝节。”人的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规律支配的。“所谓‘意志自由’当解释作‘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是经济的发展和流变,这也是人的思想意志的物质的原因。“经济动象流变,故个性动机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经济发展的结果最终有利于无产阶级,因而无产阶级的认识最接近于客观规律,“阶级斗争的过程里发见社会现象的公律,能使无产阶级觉悟:‘非解放人类,直达社会主义,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革命,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是完全合理的。质而言之,“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宣传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使不少青年被它牵着鼻子走。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李大钊等人及时地予以反击,鲜明地提出了一定要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了进一步在理论上揭露和剖析实验主义哲学的谬误,1924年夏,瞿秋白写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实验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美国产生巨大影响,到了中国又广为流传,自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瞿秋白分析了实验主义在欧美和中国有不同的历史作用。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摆脱封建主义束缚。实验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它否认理论的真实性,只看重实用,主张真理便是应付环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这些主张,“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且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做;可是它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于是大家蒙着头干去,当前的仇敌,固然因此大受打击,而后面的群众也不至于‘妄想’,岂不是很好的手段?所以‘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这种原则,用之于中国,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就是说,实验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在中国尽管对于封建主义而言,有某些积极因素,但其主要是作为同封建主义的思想结盟而出现的。瞿秋白指出,实验主义在欧美,是“纯粹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它竭力综合整理现代市侩的心理,暗地里建筑成一个系统,虽然他自己是否认一切哲学系统的。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利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可是决不可以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彻底改造现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么可怕呵!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的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所以实验主义是多元论,是改良派”,是“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

  ①②《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1日。
  ③④《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1日。


  瞿秋白还指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认为,人的知识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一切学说的价值,只要看它对于我们是否有益。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瞿秋白指出,仅仅是“有益”还不能尽“真实”的意义。一种思想,必须是合于客观的事实的,才能是有益的。实验主义否认离开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的客观世界,否认客观的现实,其结果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宇宙观。马克思主义所尊重的是科学的真理,并非利益的真理。某种主张之所以是真理,并不因为它对我们有益,而在于它反映现实世界的变化趋势(规律),它切合于客观的现实世界。

  这种实事求是的说理的批判,尖锐而又公允,足以服人。

  在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系列斗争中,瞿秋白所写的大量文章,正确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从哲学上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他当之无愧的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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