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战士“覆盆”廿七载(2)

战士“覆盆”廿七载(2)

　　大约是在庆祝南京解放的酒会的第三天早晨，我同汉年、夏衍两同志和老夏的女儿“阿咪”，悄悄地上了那艘开赴天津的“东方号”。我们乘的这艘“东方号”装满了商品。乘客呢？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只有胡瑞梁（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夫妇和两位华侨姑娘。一个可以眺望天际的宽敞餐厅，在吃了饭之后，只有我们三人在谈天。从香港起旋到天津的旅程，正好是七个昼夜。由于空闲，自然就海阔天空地谈起来了。谈话的主角当然是汉年。谈些什么呢？内容现在是回忆不起来了，只能写下一些题目，例如上海地下时期的反特斗争；长征途上的见闻；30年代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反围剿，等等。

　　我们大约是在5月5日从天津到达北京的。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同志先后接见我们，负责对我们安排工作的是周恩来同志。那时，恩来同志住在中南海的颐年堂侧面的房子里（后来毛泽东同志进城后，恩来同志才搬住西华厅）。他就是在颐年堂同我们三个人谈话的。他告诉我们：“上海现在已经被我军包围了。你们的任务就是赶到丹阳，向华东局报到，跟部队进入上海。黄浦江上还有外国人，特别是美国军舰。进入上海之后，要作最困难的准备，准备美帝的军舰开炮，准备水电都被破坏，准备各种可能发生的混乱。你们都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但是，有前敌党委和华东局的领导，有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的配合，困难是能够克服下去的。”关于工作，恩来同志对汉年说：“你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咬给老夏的任务是搞好宣传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交给我的任务是帮助曾山同志做好接管工作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

　　四

　　进入上海之后，汉年同志是市委常委兼副市长。不久，提为第三书记。陈总事情很多，市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汉年抓的。我的工作，在刚刚解放的几个月，重点是帮助曾山同志搞接管，接管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工作重点就在上海了。我那时是上海市委委员，并先后担任市委统战部、市府工商局、上海市财委和市府秘书长等职务，而这些工作都是由汉年同志把关的。从1949年5月下旬到1952年秋我调离上海的3年4个月间，因为工作关系，同汉年几乎天天见面。在这期间，汉年有几件事，是使我不能忘怀的。

　　进入上海之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是一个重要问题。有些同志怕受资产阶级影响而不敢同他们来往。陈总在这方面是胸有成竹、高瞻远瞩的。解放后一个星期，他叫我出面，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在中国银行的四楼会议室开会。他同汉年都做了长篇发言，用爱国主义去教育出席会议的人们。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去启发他们。当时出席的人物中有一部分人，没有见到共产党，是抱着一种恐惧的心理来开会的，听到这些入情入理的报告之后，情绪逐步稳定了。一些在香港观望的人物，也逐渐回来了。刘鸿生老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香港回来的。鸿老一回到上海，汉年就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六七月间，几位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要求我邀请陈总和市政府几位负责人吃饭。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理由是吃资本家的饭，怕在政治上划不清界限，犯政治错误。陈总笑着说：“你们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蒋介石，却伯起民族资产阶级来了，真是怪事！”汉年支持了陈总的意见。吃那餐饭，我也参加了。实际上，那是在做政治工作。我那时已经参加了统战部和工商局的工作。汉年经常对我说：“要同资本家搞好统战工作，首先是要同他们接触，是要同他们交朋友，是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正确的和错误的。如果彼此隔得远远，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统战工作从何做起呢？当然，政治立场是要站得稳的。”我在上海搞了三年多的工商统战工作，是得到陈总的亲切领导，也得到汉年同志的有力支持的。

　　上海同其他城市一样，在打击了投机倒把，在财政经济实现了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之后，物价稳定下来了。国民党反动政权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虚假购买力，也骤然消失了。为了解决当时的市场困难，中央财委在1950年4月间召开7大城市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海市委接到中财委的电报时，进行了讨论，汉年同志提出一个意见，认为单单工商局长出席还不够，要有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参加才好，因为他们对市场困难的情况，会比我们的干部更加了解，这样，他提出要副市长盛丕华老先生也出席。陈总和刘晓同志都同意这一意见，并向中财委提出这个建议。陈云同志批准这个意见。这么一来，天津的副市长周叔弢老先生也参加了，连在北京的陈叔通和黄炎培等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人士，也参加了。那次会议，不仅因为扩大了加工定货而解决了工商界的困难，而且成为我们党团结守法工商业者，扩大对工商界统一战线的会议。这一点汉年同志是有贡献的。

　　上海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在1952年进行了“五反”斗争。陈毅同志在市委的会议上提出“两路分兵”的主张，那就是把一些有代表性的资本家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中，进行交代，互相揭发，而工人群众则在厂里背靠背地对资本家进行揭发。至于其余的资本家则在工厂商店中，由工人群众面对面地进行揭发。中央批准了陈毅同志的这一主张。集中在上海市政协的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共303户，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而以大资本家为主。这个战场是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的。他指定汉年和我参加这一工作。汉年帮助陈总掌握形势，而具体工作则由我出面，陈总交给我们的方针是：“对资本家的五毒问题，马马虎虎是不行的，必须清查清楚。但是，决不能不择手段，乱干一通，这就要切切实实掌握党的政策。在这三百多个资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杀，那就证明我们的工作失败。”汉年对这个问题体会得很深，他说：“这三百多个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集中到市政协来交代，结果如何，就要看我们能否把斗争与团结结合起来。”我在现场工作，汉年每天总是来电话询查情况。在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有两个资本家的神色很不正常，甚至全身在发抖。有的同志说，他们可能是害了病。我不放心，打电话给汉年，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这两个人的发抖决不是伤风感冒，而是政治病，要好好抓住这个问题。事实证明，经过开导之后，他们松了一口气，把口袋里准备自杀的安眠药交出来了。我们把此事向陈总汇报，陈总说：“还要提防第三个准备自杀的人出现，关键就是贯彻党的统战政策。”运动进入后期的时候，如何执行党中央关于处理五类工商户的原则的问题，有几位同志认为应以“退赔”数字做标准。陈总批评了这种意见，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党的政策；资本大，加工定货的数量大，“退赔”的数字自然大，这个退赔数字必须同加工订货的数量去联系，还要看他们对运动的态度，否则，这303户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成为完全违法户和基本违法户了。汉年同志在这问题上是明确地坚决地支持陈总的意见的。这样，303户中有几个“退赔”超过1000万甚至4000、5000万元的资本家，定为基本守法户。当汉年同志代表市政府在会议上宣布这几个大资本家是基本守法户的时候，他们在惊愕中高兴得要发狂了。

　　是不是汉年同志在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时，只有团结而没有斗争呢？不，不是的。对于极少数敌视共产党、敌视人民政府的人物，对于那些投机倒把，抗拒加工定货，甚至把假药卖给人民志愿军后勤机关的坏蛋，汉年同志是坚决斗争以至绳之以法（如对王康年的处决）的。总而言之，汉年同志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的。

　　五

　　汉年同志被打成“内奸”，是1955年的事。在事前，我是一点也没有觉察的。那年4月下旬我参加了访苏友好代表团到苏联访问，5月中旬我们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到北京。当火车进站的时候，突然听到广播说潘汉年是“内奸”。当时，我真不相信我的听觉！难道这是真的吗？难道这位为党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数十年的老党员，竟然是一个“内奸”吗？象这样一个了解地下组织情况的“内奸”，为什么不在那时（特别是1946年的上海和1947至1949年的香港期间）把地下组织和党的同志，出卖给敌人呢？这个疙瘩，多少年来，我是没法解开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所谓“潘汉年案件”，做了认真的复审，否定了原来认定潘汉年同志是“内奸”的结论。党中央正式发出了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汉年同志，27年来，泼在你身上的血污，党中央已经为你洗涤干净了。你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的业绩，终于为党和人民所肯定了。历史是不会忘记你的。安息吧！汉年同志！

　　1982年12月31日在北京南沙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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