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战士“覆盆”廿七载

战士“覆盆”廿七载(1)

　　①本文原载《文汇报》1982年12月31日。“覆盆”，比喻沉冤莫白。

　　——纪念潘汉年同志

　　文：许涤新

　　一

　　我知道潘汉年同志的名字，是在1928年的厦门大学，因为那时由他主编的《幻洲》，虽只出版几期就被封闭，但对于当时追求光明的青年颇有影响。记得《幻洲》的创刊号，还有他的英姿勃勃的照片。这样，我就不仅读了他的文章，而且也认识他的相貌了。

　　我和汉年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1938年武汉的《新华日报》编辑部。他是同刚刚从巴黎回国的陈往天同志（那年夏间，陈就在日寇飞机轰炸下死于非命）一道来的。除了潘梓年之外，当时在编辑部工作的华岗、章汉夫、何云（抗战后期在华北负责《新华日报》华北版，在突围时光荣牺牲）和我，都参加接待。座谈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他们两人看见我们的办公桌上稿子堆积如山，谈了个把钟头，就告辞了。

　　大约是1939年的秋天，汉年奉党中央之命，从延安经重庆要到上海去。章汉夫同志约我一道去见他。那时他住在重庆上大梁子青年会的旅馆里。那次谈得相当长，几乎谈了整个下午。从延安的同志们对于《新华日报》的评价谈起，一直谈到王明的一些问题。汉年谈得最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话虽多，但是生动而尖锐。在这次谈话中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坚持原则而又相当灵活的人。

　　二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次年的四月半，我同好几位同志离开重庆到上海来。那时中共代表团设在南京；为了要在上海展开统战工作和宣传活动，因此，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设立一个机构，对外称为“周公馆”，实际是中共代表团的上海据点，恩来、董老、邓大姐和李维汉几位领导同志，每周轮流到上海来主持工作。在代表团之下，设立一个办事机构，叫做“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简称“上海工委”），书记是华岗同志，参加委员会的有刘宁一、章汉夫、潘梓年、夏衍、乔冠华和我几个人。“上海工委”的名义并不公开，而参加“工委”的同志则以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公开活动。由刘晓同志负责的中共上海市委，是秘密的，因而，他没有同“上海工委”公开接触。但是，汉年同志却经常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不过，他来时总是在黄昏以后，这证明他的工作使他还不能公开到“周公馆”来。在我同他接触中，他对于时局的分析，对于各方面人物的分析，相当深刻，而且消息特别灵通。他在20年代地下工作时，有了“小开”的代号；到此时，我们也叫他“小开”，这是为了保密的缘故。

　　那年秋冬之交，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和安东（丹东），政局恶化，日益严重。为了做好准备，周恩来同志除了忙于招待中外记者和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谈话之外，还忙于安排“上海工委”同志的工作。我和汉夫、胡绳、乃超、默涵、冠华等几个人，是被派到香港去搞宣传和统战工作的；其他一部分同志撤到解放区；还有一部分同志则在董老的领导下，坚持到最后一天。有一天夜里，汉年到“周公馆”找恩来同志，谈了很久，当夜就匆匆走了。他被派到什么地方去呢？为了保密，那是不能问的。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估计他会留在上海。但我的这个估计是错了的。

　　三

　　我同卓芬是在那年11月初抵达香港的。到香港不到几天，就在跑马地的走道上碰见汉年。我初到香港，是小心翼翼的，总是戴着礼帽走路。但是，汉年却从不戴帽子。有一次，我对他说：“你不戴帽子，特务一下就会把你认出来。”他却说：“香港同上海的习惯不同，香港人是不戴帽子的。你戴帽子，反而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在路上不走在一道，就没有什么事情。”短短几句话，使我觉得他在秘密工作上，是随机应变的。

　　汉年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里，为党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方面，他的成绩是卓绝的，几乎达到使人“拍案惊奇”的程度。到香港之后他的主要职务还是搞情报，但同时也兼搞一些上层统战工作。他的岳父是香港一家有名的银号老板。这一点对于他的活动和掩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48年初，党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同解放区一样，也在进行“三查三整”。有一位同志对汉年提了意见，说他“西装革履，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在香港搞上层活动，如果不是“西装革履”，那怎么行呢？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汉年的岳父是银行老板，如果知道，他可能还会加上一句“出入大老板之门，成为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据我所知，汉年是没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为他的妻家搞什么好处的。

　　刘邓大军在1947年6月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使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不能不发生难以形容的震动。敏感的香港社会，当然震动得更加厉害。次年1月，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沈钧儒等在港召开会议，决定重建“民盟”的领导机关，并恢复活动（因为“民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领导机关，在蒋介石的压力之下，已经涣散）。同月，国民党的民主派李济深等也在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它们都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主张联合中共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不久，我党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在港迅速地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显然应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党的工作和汉年同志的活动，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从1948年秋起，在港的党组织奉中央之命，有计划地把停留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既要得到各位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同意，又要保证他们在离港时以及在旅途中的安全。据我的记忆，主要负责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系的是汉年和方方两同志（记得林平同志在1948年秋已经到广东内地搞武装斗争了）。章汉夫和连贯两同志为了陪送几位老先生，先后北上了。留港的同志，人手越来越少，工作更加紧张。在这里，汉年同志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特别出色。

　　1949年4月间，大军胜利渡江的消息，震撼了整个香港。大家都很明白，天快要亮了，全国解放迫在眉睫了。有一天，我同汉年在九龙弥敦道方方同志住处开完了会之后，一道乘轮渡到香港。我们坐在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里，他问我：“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由中央决定吧。”他说：“你已经干了这么多年的工商界统战工作。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我看，你还是到上海工作为宜。”在此以前，刘晓同志到香港时，也曾向我谈这件事，但是，我一向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经汉年这一说，我就不得不考虑起来了。几天之后，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里，老方把中央的电报给我看。电报的内容是要汉年、夏衍和涤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这真使我大喜欲狂了！

　　南京解放的喜讯一到香港，我们就在英皇道的“哥罗士打”八楼举行招待各界的庆祝会。这是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公开招待各界的第一次规模盛大的会。还未离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工商界和各国记者都出席了。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啊！方方和其他同志，都在忙碌地招待来宾。记得汉年也在这里露面，但他站在一个不大受人注意的角落，同几位熟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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