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于伶心中的汉年(3)

于伶心中的汉年(3)

　　六

　　盛夏时节，于伶在病床上读到7月18日报上刊登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这样一段话：

　　“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上和在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37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这是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布潘汉年和胡风已被“逮捕审判”的消息。

　　7月27日，公安部长在人代会上发言，题目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于伶仔细地读了这个发言全文。读来读去，关于潘汉年的罪状只有这么一句：

　　“上海市前副市长潘汉年长期间同敌人的特务机关相勾结。”

　　放下报纸，他感到一阵茫然。

　　“长期间同敌人的特务机关相勾结”，多长时间？哪些特务机关？如何勾结？

　　一阵强烈的怀念紧紧攫住他战傈的心。他忽然想起：潘汉年那天到医院来看他时，忘了把药带回去，后来托吴强转送，也不知转到了没有？

　　七

　　秋天，于伶出院回家。

　　妻子柏李告诉他，市委已经来了通知，要于伶好好在家休息，养病，不用再去文化局上班。局里的工作，已经派了别人在负责。

　　过了两天，上影厂厂长室的秘书送来两大包信件什物，说厂里出了布告，由电影局任命了代理厂长。她又说，前不久，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在一个会上宣布，叶以群也不再担任上影厂的副厂长，他被免职了。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小雪。有天下午，于伶走出家门，沿华山路去静安寺买药，路上忽然遇到叶以群。他们的住处相距并不远。却已有好些日子没有来往了。

　　靠在路边梧桐树下，低声交谈了一会。雪花轻轻飘落在他们的头发和脸颊上，带来几分清凉。

　　“你的问题怎么样了？”于伶关切地问。

　　“前几天市委组织部通知我，说我写的跟‘小开’有关的材料，算是清楚了。”以群低声回答。

　　“可以了？”于伶露出一些宽慰的微笑。

　　“说是可以了。”

　　“那就该安排你的工作了。”于伶拍拍比他略矮一头的老友的肩膀，有点高兴，“大约不会回电影厂了吧？”

　　“谁知道呢？”以群平静地苦笑一声：“等着吧。也可能安排到作协去。”

　　“作协也好。”于伶安慰他：“那边熟人多些，还有巴公在。”

　　以群嘴角挂着一丝笑意，未置可否。于伶只觉得那笑比哭还苦涩，不由得一阵心酸。

　　以群被分配到作协以后，编了几年刊物，搞了几年理论批评，担任书记处书记和理论研究所所长，还曾被选为副主席，但是始终未能摆脱艰危的处境。一到十年风暴，他立即被作为“周扬文艺黑线代理人、潘汉年同伙”揪了出来。1966年8月2日黎明前，他正在阳台上，看到作协一名“造反派”好汉正坐着公安局的汽车停在枕流公寓门前，准备上楼来捉他。他就毅然决然从六层楼一跃而下，用自己为革命奋斗几十年的生命对眼前这个被扭曲的时代作无声的控诉。

　　就在以群跳楼的三个星期之后，于伶也被捕，开始了9年的铁窗生涯。

　　八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期间，有一次在北京西苑旅社食堂外面通道上，忽然有人从后边赶上于伶，对他耳语说：

　　“知道吗？‘小开’和阿董，都已经去世了。”

　　于伶愕然，回头盯住对方：

　　“在哪儿？”

　　“湖南一个劳改农场。他们一直关在那儿。”

　　“消息可靠吗？”

　　“千真万确！”

　　“什么时候死的？”于伶紧追着问。

　　对方摇摇头，沉默地跟他走了几步，然后说：“好象就是前两年。”

　　回到房间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夏衍。

　　夏衍证实了噩耗，并且告诉他具体日期：1977年4月。地点是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洣江茶场。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只有轻微的叹息声。

　　“夏公，你说‘小开’这案子会平反吗？”

　　“肯定要平反。”电话机里传来夏衍坚定的声音：“三中全会开过了。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1982年秋天，他又一次住进华东医院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使人振奋欢快的好消息：党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

　　27载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了！

　　“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捧读党中央的文件，于伶禁不住一次次热泪奔泻。

　　唯物主义者不相信鬼神，不相信人死后还会有知觉，但今天，他倒宁愿相信汉年在九泉有知，能听到党在纠正错误以后终于为自己忠诚坚贞的儿子作出的公正评价。

　　正邪自古同冰炭，忠佞于今辨伪真。一切对善良无辜的人强加的诬蔑诽谤的罪名终究要推翻，一切对忠贞正直的人制造的冤狱错案终究要昭雪。

　　他在病榻上挥泪写了十四首绝句，悼念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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