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于伶心中的汉年(2)

于伶心中的汉年(2)

　　三

　　其实，“内奸”这个罪名，从潘汉年在北京被捕的第一天起，在最先知道消息的熟人中，就是有疑惑的。

　　据胡愈之后来回忆：

　　1955年4月5日上海代表团开会时，陈毅同志突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他接着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代表们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时有来往的，请不要耽心。潘是因内奸问题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陈毅同志这话显然怀疑所谓“内奸”是否正确。

　　代表团回上海以后，有人悄悄地向于伶转告了陈老总的话。于伶有点安慰地想：周总理、陈老总他们是了解潘汉年的，中央也还有些同志了解他，最后总能弄清楚。

　　四

　　两天里要交检举揭发材料。

　　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的？

　　于伶久久地枯坐在病房沙发上，思绪如潮，心如刀割。

　　往事并不如烟。它们就像资料馆仓库里尘封已久的拷贝，一经开封，就一本一本地自动在心灵的屏幕上映现出来。

　　少年时代，于伶在宜兴就听人盛传陆陵潘家的事。潘家是书香世家。潘家三兄弟是当地有名的才子。潘汉年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这就是“水番三郎”这个像日本人姓氏的笔名的由来）。于伶在宜兴时并未见到过这位只比自己大几个月的潘家三郎，直到10多年后，两人先后来上海，在文化战线上共同战斗，才建立起同乡加同志的友谊。从此患难与共，成为息息相关的亲密战友。

　　记忆的帷幕一下子拉到20年前：

　　1936年，上海静安寺路沙利文咖啡馆。潘汉年约夏衍和于伶见面。他刚刚奉党中央之命，从陕北又一次秘密来到上海，任务是恢复遭到大破坏的党的地下组织，迅速加强力量，迎接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夏衍和于伶向他汇报了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几年来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文化界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处于苦闷和焦急状态中。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浪潮，民心激荡。而上海文化界还卷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影响革命队伍的团结。

　　潘汉年向他们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决议精神，使他们认清了大局，明确了目前的任务。

　　1939年的一个秋夜，上海璇宫剧院后台。上海剧艺社正演出于伶的《花溅泪》。

　　女演员蓝兰轻轻走到于伶身边，悄声说：

　　“小开来电话，要你马上到DDS去。”

　　于伶又惊又喜。上海沦为“孤岛”后，潘汉年作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安排好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及文化界几位著名人士撤离上海，才同夏衍一起去香港。一晃快两年了，音讯不通，于伶时常惦记着“小开”。

　　于伶怀着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霞飞路DDS咖啡馆楼上，一眼就看见“小开”正安详地坐在僻静的角落里。

　　“你们辛苦了。”潘汉年握住于伶的手，用力摇几下，然后放低了声音：“我看报上影剧广告，你们上海剧艺社还在演出。这是个信号，说明没有遭到什么破坏，你本人也还安全。我就试打个电话，不想这么快就见到你。”

　　“璇宫离这里很近……”

　　“今天没有别的事，我刚到。要请你设法转一份密件上去，行吗？”

　　“没有问题。老孙还在，我立即交给他。”

　　老孙是地下文委书记孙冶方。

　　又是两年过去。1941年的一个秋夜。

　　董慧到辣斐花园剧场找于伶。于伶一见阿董出现，眼睛立即发亮了，阿董来准有“小开”的消息。

　　董慧约他走出剧场，到霞飞路底盖世宫咖啡店坐下，悄悄告诉他，明天下午去巨泼来斯路（安福路）三友浴室定个房间，晚上“小开”和老刘要来找他。

　　老刘就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

　　1941年初“皖南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对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力量采取突然袭击，指示江苏省委尽快作出应变措施，保存力量，作长期的隐蔽斗争。潘汉年为此事专程从香港来上海。他同刘晓一起先约于伶谈话，讲了党的部署，询问了有关情况，商量了一些办法。后来，又换了个地方，约了更多的同志讨论了应变方案。

　　就在这次会面时，潘汉年通知于伶，党决定他离开上海去香港。

　　同潘汉年交往中的一个个镜头，依次在心头映过。这完全是共产党员之间的革命关系，有什么问题呢？有什么可揭发的呢？

　　五

　　过了“五一”节，于伶这间本来探视者不断的病房，突然变得清静了，有时接连几天，除了妻子柏李和孩子们，竟没有一个人来。柏李来时，也是轻声低语，不多说什么。病房里欢快的谈笑声消失了。

　　小护士倒常常问：

　　“于局长，怎么这些天来看你的人少了？”

　　于伶是哑子吃馄饨——肚里有数，只好苦笑一声：“大家工作都忙。清静点好。”

　　“倒也是。”小护士点点头：“我看你在病床上还要谈工作，也太辛苦了。有的小青年也不识相，人家病在床上，还要一趟一趟来谈什么剧本，真是寻开心！”

　　“不，不，”于伶微笑摇摇头：“人家也是诚心诚意的。你要知道，写个剧本也不容易。我反正不是什么要死要活的病，不碍事的。看着剧本，谈谈话，也是一种休息。”

　　话虽如此说，他的心头却不能不感到苦涩，分明人们都已风闻于伶同潘汉年案件有牵连，甚至可能还得到通知，暂时不能来往了。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一些彼此相知的老朋友。

　　一天下午，叶以群同志来看望他。

　　叶以群同样由于潘汉年案件而遭到靠边审查。他满怀忿感，面容惨淡。他想安慰于伶，又觉得此时此地，也不必说什么；彼此的心情，两人都知道，彼此的疑问和惶惑，也是相同的，谁都解答不了。

　　于伶斜靠在床上，以群坐在床边小沙发上，都不开口，默然枯坐，戚然对视，一切尽在不言中。坐了近两个小时，护士推小车送晚饭来。以群看看手表，站起身，朝于伶望了一眼，轻轻点点头，不辞而别。

　　望着以群消失的背影，于伶好容易才忍住涌溢出来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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