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16)

一六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是一个力图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把文学活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新的文学运动，这既是国共分裂、阶级斗争激化的反映，又是“五四”后各种文艺思潮竞争的结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责无旁贷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高举革命的旗帜，发出了震撼文坛而震动社会的惊雷，他们建立了历史的功勋，这是不可抹煞的。但是，由于这些倡导者们又大多处在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们虽然学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但是难免生吞活剥的搬用，未能联系实际地分析、解决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敌人的血腥镇压面前表现了激愤之情，产生了要求复仇和拼命的偏激情绪，以义愤代替政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等毛病。加之当时中共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他们甚至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他们把鲁迅当作“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攻击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与此同时，他们还对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横加批判和责难。

　　鲁迅等人也不示弱，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责难，鲁迅一一回答，逐条反驳。于是，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从上海发起，波及全国。双方唇枪舌战，谁也不愿意首先放下手中的笔，谁也不肯悬起免战牌。因此，论战越战越酣，严重影响了进步文化界的团结，削弱了革命文化队伍的战斗力。

　　在这场论战中，作为创造社的一名成员，潘汉年尽管没有过多的参与，但与其他激进的青年作家一样，也曾流露过偏激，发表过对鲁迅不够理解和不够尊重的文字。在他主编的《战线》周刊第1期上，居然在“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方面，对鲁迅说三道四。对于这场论战，尤其对于自己的这种错误做法，虽然潘汉年不久便有了彻底的改正，但他却一直引以为内疚，深感不安。建国以后，他在纪念鲁迅的一篇文章中，沉重地写道：

　　“可惜一直到左联成立之前，没有被‘左翼’文坛所认识。说明那时‘左翼’文坛不仅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薄弱的可怜，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长一个时间把鲁迅当作斗争的对象，当时身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认真学习与纪念鲁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

　　瑕不掩瑜。作为文委书记，潘汉年在调解这场文学革命的论争中，认真地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并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场论战终于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29年夏秋之交，党中央在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之后，得出了论争双方都是要坚持革命的，在方向上并没有原则分歧的正确结论，并决定有计划地进行干预，为此要求进步文化界的党组织和党员作家停止论争，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对这件事，夏衍作了如下回忆：

　　“1927年到1929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争论，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在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一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

　　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对于时任“文委”书记，并且又兼任了中央宣传部干事的潘汉年来说，是无论如何要坚决贯彻执行的，这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中共党内提出干预文艺界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党中央的决策的具体内容，以及中央领导人的有关指示，许多老同志都作了回忆。时在中央宣传部供职，着重“思想领导”的吴黎平，在《我对左翼文化运动的回忆》一文中写道：

　　“大概是在1929年11月间，李立三同志至芝罘路秘密机关来找我，把中央的意见告诉我：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论不休；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

　　阳翰笙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经过》一文中，回忆了1929年9月间李富春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找他谈话的内容：“你们的论争是不对的，不好的。你们中有些人对鲁迅的估计，对他的活动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你们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论争，如再继续下去，很不好。一定要停止论争，与鲁迅团结起来。第三点，请你们想一想，像鲁迅这样一位老战士，一位先进的思想家，要是站到党的立场方面来，站在左翼文化战线上来，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你们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会解决的，然后向我汇报。”

　　阿英在自己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

　　“有一次，是听到郭沫若同志说，党内有指示，应该批判新月派，不要把矛头指向鲁迅。——那时，郭老常常说起‘豪兄、豪兄’，‘伍豪’是周恩来同志当时用的别名，所以我们估计这是周恩来同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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