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15)

一五

　　对于潘汉年在这一时期内所发表的小说，不少著述都作了公允客观的评介，姜德明先生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他说：“如果简单地把这一时期潘汉年的小说主题说成是‘革命加恋爱’亦未尝不可，因为我觉得二十年代的青年作家确实在实际生活中面临着这两种苦闷，在他们的作品里不可能不有所反映；只不过有的反映得深刻，同时代的矛盾和苦闷联系得比较紧，有的则表现得很肤浅，很概念化，甚至有的灰色。如果我们不作具体分析，只要一见到“革命加恋爱”就反对，甚至对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仍然坚持革命（尽管有些空洞）的呼喊也抱有反感，加以嘲讽，这就未必客观也欠宽厚了。因为在那个窒息的时代，能够有革命的呼叫已经是空谷足音了！如何看待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我觉得至今仍然值得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家们实事求是地加以探讨。”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也是潘汉年在小说创作中颇有收获的时期。他的小说，主题尽管有所不同，但多数作品均短小精悍、立意高深，加之形式独特，文笔生动，对读者很有感召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潘汉年的这些小说，确实也值得研究，值得探讨。

　　四、“小开”书记

　　二十年代，潘汉年以出众的才华在上海文坛脱颖而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佩服。他办事机敏、干练，特别是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逐渐为更多的同志所了解、赞赏，并引起了中共党组织和有关领导人的重视。

　　第一个重用潘汉年，并将重担交给他的是李富春。李富春与潘汉年是在南昌认识的。当时应郭沫若之邀，潘汉年去南昌主编《革命军日报》，而李富春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在党内又担任中共南昌军委书记。潘汉年到南昌去的组织关系，就是交给李富春的。两人相遇，不仅一见如故，而且时相过从。特别是李富春十分看重潘汉年主编的这份军中报纸，并给予高度的评价。待到潘汉年返回上海后不久，李富春也奉命到沪，在江苏省委工作，任省委宣传部长。1928年5月，李接替项英任省委书记，由于当时上海隶属江苏省委，李富春又成了潘汉年在党内的顶头上司。潘汉年于1925年11月入党后，先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地下党支部。

　　到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后，即与阳翰笙、李一氓等组成创造社党小组。潘汉年性情温厚、开朗，又善于交际，对创造社内一批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文化人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王学文等人的入党，都凝聚着潘汉年的心血。当时，太阳社中的蒋光赤、阿英、殷夫等二十余名党员编为两个党小组。为了加强文化界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开辟党的文化工作新局面，1928年夏，江苏省委决定将创造社、太阳社三个党小组合编为一个支部，即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于是，就由李富春出面，找潘汉年谈话，布置了任务，委托他担任书记。从此，潘汉年在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之下，负责沟通同文化界各级组织及成员之间的联系，以贯彻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1928年冬，文化工作者支部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仍由潘汉年任书记。翌年6、7月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宣传工作决议案》，强调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宣传教育是实现党的任务的经常的基本的工作”，并提出了加强宣传工作的组织措施，要求“中央宣传部本身必需有健全的组织，应当建立各科各委的工作”。据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和书籍”。潘汉年被任命为第一任文委书记。

　　“小开”当上了中共领导文化工作部门的首任党代表，这一年，他才23岁。

　　潘汉年走马上任。他踏上文化界党组织领导岗位后碰到的第一件棘手的事，就是要解决上海文坛持续了一年有余的一场大论争。这就是有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论争的双方，一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的文化团体创造社、太阳社，另一方则是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及其追随者。这场论争，为什么会产生在革命文化队伍内部？论争又是怎样引起的？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无产阶级革命文化队伍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由于打破了旧的传统的桎梏，由于思想的大解放，二十年代就出现了百花齐放、流派纷起的局面。在不同的文艺思想、流派之间的相互批评、竞争中，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是最有吸引力的。于是，以郭沫若、蒋光赤为盟主的创造社、太阳社应运而生，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运动增添了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创造社、太阳社的文化斗士们，经过了流血和不流血的阶级斗争考验，面对严酷的现实，中国文学向何处去，就成了他们中间每个人亟待回答又必须尽快回答的问题。就在这时，大革命期间那些或者投身于革命，或者为躲避反动派迫害而他往，或者远走国外求学者，如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钱杏邨、洪灵菲、李一氓、阳翰笙等，纷纷回到了上海。他们在对失败教训的慢慢咀嚼中，在痛定思痛之后，深切地感受到了目前的文学工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和斗争的需要。当时相当活跃的苏联和东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特别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涨，也给了他们以推动和鼓舞。于是，从1928年1月起，以《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上发表麦克昂（即郭沫若，笔者注）的《英雄树》为开端，创造社、太阳社分别在其创办的《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上，正式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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