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7)

七

　　五、“新流氓主义”者

　　果然说到做到。1926年6月12日，就在《A.11》周刊停刊不到1个月，一份以《幻洲》为名的周刊诞生了。这份刊物之所以取名为“幻洲”，其含义为沙漠中一块小小的“绿洲”。潘汉年在《幻洲》周刊第1期上发表的《幻想的OAZO》一文，则说明“幻洲”也取之于世界语“OAZO”的译音兼译意。至于为什么要办这么一份杂志，用小伙计们的话说，是因为《A.11》这份小小的刊物“不幸只满五周的小孩儿因为意外的意外而不能不让它夭折了。”因此，“寂寞又象毒蛇般在啮我们的心灵了。”“我们是忍耐不住的，我们要逃奔，要逃奔，要在这荒凉的沙漠中找一片幻洲！”不过，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像预料的那么顺利。《幻洲》创刊后，由于印刷方面的原因，到6月18日，即在发行第2期后，便告停刊。但潘汉年并没有气馁，与编辑部同人经过几个月的筹划，于1926年10月，又把一份新的《幻洲》送到了读者手里。

　　新的《幻洲》系半月刊。编辑部发表紧急启事，告之读者这份刊物“是由同人私自集资发行”，与前几个月出版的《幻洲》周刊性质完全异样，“并无连带关系”。这则启事不仅在创刊号上发表，而且一直延至第7号。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幻洲》周刊原先是由潘汉年和他的同乡周全平合办的。周是潘汉年进入创造社这个圈子的引荐人，但周一向标榜自己是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与潘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观念上有较大的差距。如上文所述，潘汉年他们这群“小伙计”们经常在一起说三道四，天南地北地讨论政治、文学，无所不谈。但言以见志，周全平的许多观点，潘汉年绝对不能苟同，甚至不能不表示反对。比如在谈及胡适、陈独秀等“五四”运动人物时，这位自称不想当官的“清高派”就说：“无论讨好反动派的胡适之，或是常常要坐牢的陈独秀，他们都是一路货，想当官而已，不过胡适之想当现在的官，陈独秀想当将来的官。”

　　这时，潘汉年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周的非议之论，潘汉年是持异议的。其他一些进步青年听了周的这番议论，也“气愤不过，几乎要饱以老拳”。几年之后，这个“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侵吞了一笔经费，逃之夭夭了。

　　编辑部在声明《幻洲》半月刊与过去的周刊“性质完全异样”之后，对于新刊物的办刊宗旨和具体要求，作了如下明确说明：“本刊之创设，在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缚束，以期能成一无顾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之刊物，因此十分欢迎同时代的青年朋友投稿。稿件性质，并非限制，一切创作、诗歌、杂文、图画、批评、介绍、翻译、讨论，均所欢迎，惟文字须精炼确实，勿冗长虚泛。”

　　从后来《幻洲》半月刊所发表的文字看，大部分符合于上述的规定和要求。

　　与周全平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之后，潘汉年即与叶灵凤合作。《幻洲》半月刊是他俩合作的产物。这份64开的小型刊物，每期均分上下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名为《象牙之塔》，由叶灵凤主编；后面一部分名为《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封面装帧和题饰都出自叶灵凤之手，署名LF。有趣的是，这份刊物一开始就显示了这两位编辑在思想、意趣和风格上的差异。当然，我们也不能望文生义，简单地把《象牙之塔》完全看成是脱离现实的园地。正如姜德明所评介的那样：“《幻洲》、《幻洲》，我们只能说在两位编者的心目中，各自描绘着一块理想的绿洲而已。”

　　潘汉年与叶灵凤的合作同潘汉年与周全平的合作相比较，潘、叶之间在思想上有分歧，但却能求同存异；而潘、周之间在思想上却为水火，不能继续合作下去。对于自己与叶灵凤在《幻洲》半月刊的合作，潘汉年曾用下述文字作了描述：

　　“我们并无躲入象牙之塔里的资格，因为不是诗人、小说家、天才、预言者；不过整天的徘徊十字街口，也会遐想到一座金光灿烂，安乐无比的象牙塔，让我们进去休息一回，事实上做不到，而我们的欲念倒动了，因此在自己心上建筑起这一座象牙之塔。假如你贪安爱乐，老止于死躲在塔里，也随你的便。假使你天生贱骨，过不惯塔里的生活，你就走出塔门，踏上十字街头，寻你的去路好了！朋友，这里虽是一座巍巍更可怕的象牙塔，一条乱纷纷的十字街，然而两者并不分轩轾，依然是一块自由的安乐土！”

　　两者之间既有不同之处，更有合作的基础。《幻洲》半月刊的问世，《十字街头》的出现，使潘汉年又一次找到了说话的机会，他以手中的笔，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在苦闷中“企求兴奋、愉快”。

　　《幻洲》创刊伊始，潘汉年提出了一个让世人吃惊，令正人君子们不寒而栗的命题：“新流氓主义”。

　　众所周知，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随着大革命的蓬勃发展，文化界曾经提出过许多风云一时、流行极广的口号，许多人自称为这个主义，那个派别，不过像潘汉年那样自标为“新流氓主义”者，实属罕见。

　　由于篇幅的关系，潘汉年所写的《新流氓主义》一文分五期刊登。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当时的某些思想情绪及其政治态度，尤其是发现其思想上的独立见解和斗争方法上的独具一格，算得上是潘汉年斗争生涯中的一奇了。潘汉年在开首第一篇《新流氓主义》中，开宗明义声称：“生在这种世界，尤其不幸生在大好江山的中国，只有实行新流氓ism（主义），方能挽狂澜于既倒。”潘汉年分析了中国在那些正人、君子、绅士、学者、武人、丘八的愚弄、压迫之下，“弄得现在一团糟的状态”，因此，狂喊打倒那些“祸国殃民的罪魁”，中国“或者有一线转机的希望”。潘汉年呼吁“现在凡是感到被束缚、被压迫、被愚弄、被欺骗”的青年，“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新流氓主义不行”。何谓“新流氓主义”？它的标准是什么？潘汉年的定义是：“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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