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虹独语(22)

二二

　　【一代人的梦想】

　　§8月28日　星期日

　　六天，弹指一挥间。

　　席慕蓉曾经有诗问：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此刻，在我的心里也有这样一份淡淡的惆怅。

　　今晚，热闹了六天的第二届长春电影节在颁奖晚会后宣告了结束。王学圻和我分获了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今年我因主演《股疯》而得的第三个奖。米家山执导的《带轱轳的摇篮》获得了特别奖，一样为他高兴。看到我们两人都在自己的事业上往前走着，并有所获得，总是欣慰。

　　我的惆怅，不是因为电影节的结束，也不是因为颁奖的辉煌场面就这样转瞬即逝，而是因为这六天里我有过太多的激动，也有过太多的感触，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24日研讨会上罗艺军老师的一番话。他说作个演员很不容易，一举一动都招人注意，让人说。要不阮玲玉怎么会25岁就自杀，嘉宝怎么会36岁就息影。他特别提到了中国女演员的心理素质，还算是比较好的。虽然老是在给人说，可还是在演电影。甚至到现在没有人看电影没有人在意电影了，可她们还在折腾，还在演。

　　我当时听了就感慨万千。我觉得从没有一个人能这样概括地说出我们的处境，这样一种尴尬这样一种痴迷不悟这样一种捉襟见肘的处境。

　　我说我们，因为我总觉得这次给我出这样一本《潘虹电影表演艺术》的书也好，为我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来帮助我总结从艺16年的历程和每部戏每个角色的形成也好，都不是单纯的我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这一代影人的事。

　　我们这一代影人是随着新时期电影事业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人的历史合起来，就是一部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

　　我们是幸运的。我们遇上的是一个电影发展的好时期。百废待兴，就有一个特别宽广的天地留给了我们去创造去发展。

　　我清晰地记得，1979年我刚从戏剧学院毕业分到上影厂时，就明显地感觉到整个社会对电影的那种关注和人们对它的那种渴求。这对我一个刚成为职业演员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现在想想那种万人空巷争看一部《人到中年》，并且是一遍二遍十数遍地去看的盛况恐怕是再也不会有了。

　　从这一点来说，即使今天中国电影已走入了低谷，我潘虹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毕竟在我的青春年代里，我付出过也得到过，我努力过也辉煌过。和我们的上一代相比，她们像我们那么年轻时正遇上个“史无前例”；和现在的年轻演员相比，她们又会说机会没有我们好，正遇上电影的不景气。所以，我扪心自问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努力，还有什么资格说演不好戏呢？

　　陈凯歌说；“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一大群有责任感的人。”我一直很赞赏这句话。我不说我怎么有责任感，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多少还都是有点责任感的。虽然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已不再从影了，但我们毕竟在中国电影的长廊里留下过自己的身影。我们每个人都曾像是一朵花，都有自己最茂盛最辉煌的那一天那一瞬间，并且在这美丽的一刻我们是尽全力舒展开放了自己的。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的痛苦才如此地显而易见。

　　我一直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就跟足球队员似的，一大群人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就为了争那个球，就为了把那个球踢进球门的时候听看台上的那一声叫好。可忽然看台上没有了观众没有了球迷没有了啦啦队，这球还踢不踢？还一定要踢下去的人一定是对球爱之入骨，而不是对球赛很在意的人。

　　我们也是。

　　这些年电影推向了市场，电影和电影观众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如果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因为无法适应这种转变，或者无法承受电影滑坡这种巨大的失落感而退却了的话，那么我还在这里面跌打滚爬，这不是我特别的能，只是我稍稍顽强了点。或者说我比她们更脆弱。

　　夜深人静之际，我总是问自己：我不演电影，我还能干什么，还会干什么？我是个职业演员，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还有点悟性还能干成点事的话，那我在别的方面可能就低能就一事无成。

　　我不说电影是我的生命，但电影确实是我生命的证明。我一半的年华已交给了它，剩下的一半要我离开它去做别的，我还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勇气呢。

　　就说下海经商吧，其实我们这一代演员中好多入，包括我自己，都是一种无奈。那一张张合同一张张定单满足不了我们。生意场不是我们驰骋的战场，那里没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没有我们的梦想。它不属于我们。

　　可是不做点事又能怎么样呢？坐在家里等剧本，这更惨。至少我是要疯掉的。我承受不了现实的这种要求和压力。

　　我也试过逃避。拍完《女人·TAXI·女人》，我就逃跑了。去德国，去日本。我想我再也不演戏了。不演又怎样，中国电影又不靠我一个人。

　　一呆就是一年多，可还是不行，丢不下。

　　在日本的那些日子，早上踱进厨房喝咖啡，然后看看电视，中午出去上学，有时还去各处旅游。日子是悠闲了，收入也不愁，在黑泽明的摄影所只拍两部广告，报酬就比国内拍几十部片子都多。物质上是满足了，可精神上的失落依旧，甚至更大。

　　后来想明白了，中国电影是不靠我，可我靠着电影呵。没有它我就是活不好。拍电影就像抽大麻，毁我身体，耗我精力，使我伤神，使我心碎，使我失去我的生活我的婚姻，但我就是有瘾。简直有病！我老说我不正常，因为正常人不是我这种活法的。

　　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我们都这样。

　　这些天看这本《潘虹电影表演艺术》里面汇集了近二十位影评人的论述，看一篇感动一篇。那天研讨会听他们发言也是的，听一位感动一位。回想当年他们开始写我影评的时候，也不过是人到中年，而今都已两鬓有霜。

　　我一直是非常看重他们的评论的。这么些年来，他们的评论一直是我业务上的一个参照点，仿佛一把尺子，总是在帮我丈量着我的度。

　　他们也是始终为电影活着的人。而电影又是这么煎熬着他们。电影的发展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无法以自己的准则以自己理想的目光去规范电影的走向。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那样投入地悉心关注着世界电影、研究着中国电影。在中国电影被解释了又解释之后，他们依旧执著地在那里一篇一篇地阐述着他们的理想。

　　尽管他们对我在《股疯》中的表演给予了肯定，也对我大幅度的改变戏路重新定位自己塑造自己的勇气给予了赞叹，但他们也说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依然怀旧。

　　我知道，这一份怀旧，不仅是怀念我以往的形象，也是怀念我们的那一个年代。

　　我也怀旧。

　　可我知道，我无法以一个一成不变的形象永立不败之地。不进则退。不创新，不突破，不改变，就无法生存。我们只有适应。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媒介有时给予演员个人的是一些不够准确的东西。一部片子成功了，就把所有的功劳归于他；一部片子失败了，又把所有的过失归于他。其实一个演员只是一部影片的直接载体，他的成败有很多因素。过去我一直说，演员的成功要靠三个条件，一个好剧本，一个好导演，一个好对手。现在我意识到还要靠一批有素养的观众和一批这样孜孜以求的影评人，做我们坚强的后盾，和我们一起做梦。

　　有他们在，就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提醒：不管怎么样，我潘虹都要咬着牙站起来，坚持下去。也许我不能被今天的时尚今天的观众接受，或只能被部分地接受，但我也还是要用我的真诚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一些让我心安的事。去拍中国的电影，去演中国人想知道的事。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担当。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人所追求的光荣，所执著的梦想。

　　这次来长影，米家山也来了。

　　单独和他喝了次茶。问他有没有看《股疯》？他倒也老实，就坦白说没有。

　　他说，报道和评论倒看了不少，影片反倒没看。因为“不敢看，怕失望。”但他又忙着补充，“不过我相信以你的阅历和天赋，肯定能演好。”

　　他呀，还是这么直率，还是这么孩子气。不过，很男人，是条汉子。

　　他提议明年我们合作一部片子。他说剧本已组织人在搞了，我准会喜欢的。

　　我说，你这么自信？

　　他会心地一笑，说，当然。他还补充说，这对我们是一次新的机会。他说他知道，唯有这样，才有可能。

　　这话里有话，不止一层意思。

　　我微笑，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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