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131)

一三一

　　“两弹”攻关的辉煌成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许多科技人员和有识之士说：如果不是聂荣臻当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苦口婆心，以后又忘我地致力于“两弹”的攻关事业，那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第六十九章　知识分子的知心人

　　60年代，中国以震惊世界的速度，实现了在原子弹、导弹方面的突破。

　　在其它国防和民用科技领域，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部门几万科技人员和全体工作人员忘我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科学院、有关的高等院校以及各条战线的广大知识分子大力协同，密切配合取得的成果。聂荣臻深知离开这些科学家、专家、工程技术人员，要实现国防现代化只能是空谈。然而，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思潮不断地冲击着科技战线。聂荣臻对此时有所闻，深为忧虑。为了“两弹”能尽快上天，为了在科学技术上尽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他决心力求正确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真正做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以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把这看成是当务之急，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这些措施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至今回忆起来，许多人仍乐道不已。

　　在组织国防科研攻关的时候，聂荣臻以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知识分子的一贯思想，来领导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队伍。当时，在国防科技部门工作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有几万人。这些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各类专家，其中有许多是满怀爱国激情、排除重重困难、返回祖国的著名科学家；第二部分，主要是解放前从旧中国各类高等学校中毕业的大学生；第三部分，是解放后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和选送到苏联及东欧国家学习回来的大学生、研究生。聂荣臻认为，这几部分人从总体上说，都是爱国的，极其宝贵。到了垂暮之年，聂荣臻回忆这些知识分子时，总是满怀深情地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回到国内，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跑出去的。这就说明，我们的知识分子是真心地热爱祖国的，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努力攻关，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可能的。但当时在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掌握上却存在着不少问题。

　　曾指挥过几十万大军的聂荣臻，今天作为科技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不得不为科学家、专家、技术人员免受当时“左”的错误思潮干扰，而施加自己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毛泽东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但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在不少单位和部门，由于运动扩大化的错误做法，使知识分子感受到有精神压力。当时提出“又红又专”的口号是对的，但是“红”的标准是什么，“红”与“专”的关系如何，却常常存在着争论。

　　一时间，业务、技术与思想的关系成了纠缠不清的问题。

　　为了使科技工作者有一个正确的立场，保证“红”，就要加强政治学习，这本来没有错。但有不少单位，采取了许多形式主义的措施。譬如有的单位拿出过多的时间学文件、讨论、开会，而且不着边际，不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只是照本宣科。结果，科研时间不能保证，研究任务受到影响。

　　有些知识分子对此提出异议，受到了批评，有的还被戴上反对突出政治的帽子。这个问题在科研单位带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聂荣臻知道后，报经周恩来总理同意，1960年12月13日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在科学研究机构中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保证科学研究时间的通知》。通知规定：必须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即每周40小时）从事专业工作，政治学习和党、团、工会活动每周只能占8个小时。他还对二机部的领导人讲，要给科技人员以读业务书籍的时间，改变会议过多的现象；对五院领导说，如果不保证科研时间，导弹搞不出来，将来是要负罪责的。

　　有的专家学者，因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被认为不能从事机密专业工作。聂荣臻听了汇报，认为这对科研工作尤其是像“两弹”的研制非常不利。他多次对有关领导耐心解释：在旧社会和解放初期，能够大学毕业或出国留学的人，出身成份好的比较少，一般说，大多家庭比较富有，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否则他没有经济条件上大学。所以，我们必须贯彻“重在表现”的政策，不然就等于将能够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才拒之门外，意味着科技工作将无法开展。对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的科学家，我们的同志对他们总是有一道鸿沟，特别是五院。这些人是科学家，有真才实学，既要他们搞研究工作，就应该相信他们。

　　经过聂荣臻的反复说服，终于使科研单位的领导人、人事和保卫部门的干部统一了认识，使大批科学家进入科研部门工作。有一位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保密局少将的高级研究人员，准备调入五院从事研究工作。这件事谁也不敢做主，问题反映到聂荣臻那里。聂荣臻得知这位研究人员在新中国建立后，工作表现一直很好，当即决定将其调入五院，以后还担任了五院某分院的副院长，一直不受干扰地从事科研工作。这怎能不使这位科学家深受感动呢！

　　1960年底，中央军委决定在军队开展五好战士和四好连队运动。①许多科研部门也跟着做，尤其是在五院。因为这是受国防部直接领导的研究院，各级行政和政工人员大多来自军队，所以推行“四好”、“五好”运动就更积极些。但广大知识分子对此有意见，认为开展这项运动不适合科研单位的特点。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下，提出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被看作是反面人物，受到压制和批判。

　　①五好战士，是指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四好连队，是指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的连队。

　　这个情况反映到聂荣臻那里，他把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找来，对梁说：对知识分子的使用要很好地调查研究，现在军队有些单位总是把知识分子按士兵一样看待，像管战士一样去管理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对知识分子要善于启发他们的积极性、自觉性，不能光靠开会，搞得筋疲力尽，那样积极性是发挥不出来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连续性很强，一搞运动就把业务工作停下来，对科研影响很大，这种做法应该研究改进。以后聂荣臻又对五院副院长王秉璋等说：科研部门必须提“以研制工作为中心”，不能照套军队的“四个第一”、“五好运动”、“四好运动”的做法。

　　这方面“左”的错误做法，当时在科研部门特别是国防科研部门得到了合法抵制。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聂荣臻却因此受到了反复的批判。说他“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统帅”，不一而足。

　　但历史证明，聂荣臻是正确的。

　　1961年1月，聂荣臻听说五院某单位搞“两忆三查”运动①而停止工作，他指示立即制止，并派专人去这个单位检查，得知确实已经按他的指示办了才放心。

　　①“两忆三查”，是指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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