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130)

一三〇

　　聂荣臻始终认为，仪器仪表、新型原材料等是中国武器装备科学研究方面，最为薄弱的环节。

　　1960年1月21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仪器仪表已成为当前发展国民经济和尖端技术的薄弱环节之一。工业生产中，所需的仪器仪表配套，在数量上只能满足六成至八成。尖端技术所需仪表仪器，则还刚刚开始摸索研究。拿各类仪器仪表的品种来说，和苏联等先进国家比较，一般的品种只生产了两成至三成，特殊、高级的（如核子、电子仪器）则只有一成左右。火箭、原子能反应堆、舰艇、潜艇等所需要的高级仪表，则完全是空白。”聂荣臻在报告中说，已通知计委、经委、建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五院、一机部、二机部等单位负责同志，组成仪器仪表和精密机械的规划小组，全面安排研究，确定试制和生产品种，并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以求切实解决这方面的难题。并在两三年内，争取解决“研究试制需要新仪器，新仪器又需要新材料”的所谓“连环套”问题。由此证明，这样的基础工作，不得不与尖端技术研究同时上马。聂荣臻对此是早就深有体会的。

　　举例说，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5600多种，大到导弹尾喷管的耐高温合金，能耐万度高温的导弹石墨尾舵，小到导弹、原子弹上用的特殊用纸，这样多的原材料研制，不可能全部由导弹、原子弹研究机构本身来完成，非动员全国的科技力量不可。由中央专委向各科研单位与工厂分配研究试制任务，各项工作的完成都很顺利。在当时，许多单位都以能接受尖端项目的研究任务为无尚光荣。这种大协作，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高度集中力量的优越性，以及当时中国人民集体主义和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尖端武器所需要的许多材料又都是“特”字号的，如特大、特宽、特雹特细、超纯等等。而我们的生产设备，难以生产加工这样的材料。聂荣臻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关注这些材料的研究、试制和生产。因为他在这方面的体会太深了，后来甚至提出要成立专门的国防新材料研究院。可惜，这个设想被“文化大革命”冲掉了。

　　“开门七件事”，特种材料向各个方面喊得多了，大家都在关心这件事。

　　一次开会时，刘少奇侧过身来问聂荣臻：“这几个特字，说了多少年了，什么时候能解决呢？”“我们正在认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工作在不断地取得进展。”聂荣臻回答说。

　　在聂荣臻领导下，各有关单位发奋努力，取得了辉煌成就。1965年，聂荣臻于4月到7月，分三次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书面报告说：经过4年努力，过去许多靠进口的新型金属材料，已经能自己生产，共研制成新型金属材料6800多个品种。高温合金，可满足制造米格-21飞机的需要。电子、仪器仪表中的精密合金70多个品种中，已有55种可满足需要。特细、特薄的金属材料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40多种稀有金属元素，已能生产18种。新型化工材料方面，共试制出3900多个品种。在重水、高能推进剂、特种合成橡胶、塑料、树脂、特种感光材料、稀有气体、超纯物质、超纯试剂等方面，已可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及无线电工业等方面近期发展需要的90％。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方面，已研制成玻璃钢、玻璃纤维、特种水泥及胶凝材料、人工合成晶体、特种陶瓷、耐高温涂层、石墨、石棉等材料，共2000余项。这些材料，具有耐高温，耐腐蚀、耐磨损、耐辐射以及各种优异的光学、电学、磁学性能，初步满足了研制国防尖端技术的需要。聂荣臻在报告中也指出，这1.2万多种新材料中，有些性能还不够稳定，有的还不能工业化生产。

　　这些成就是值得自豪的。它不仅保证了“两弹”攻关的需要，而且，使中国军事和民用工业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国防尖端武器对于中国的迫切需要，所有的研究院、所、工业部门、大专院校，都对国防科研开了绿灯。国务院各大部，都有一名副部长专门对五院和二机部负责，这是周恩来总理安排的。一是为了迅速解决国防科研问题，二是为了保密。国家计委、经委也都有国防科研的计划、经费和物资专管部门。周恩来总理怕这些当家理财的人们手头太紧，一再交待，“两弹”方面要多少钱就给多少。

　　“两弹”攻关经费完全保证使用，聂荣臻却经常提醒大家要节约办一切事情。他深知周恩来总理是很节俭的，操持这样一个大国、穷国，拨出的每一笔经费，都是不容易的。聂荣臻的态度是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乱花。

　　20多年后，有人不时地冒出几句搞“两弹”花了多少多少钱，“两弹是用金子堆出来的”一类的话。原二机部的一位负责人说得好：“说花钱多的人，往往并不知道我们花了多少钱。搞国防尖端研究，我们是很节省的。和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用的经费不知少了多少倍。”

　　为了节约试验费用，聂荣臻一再告诫研制部门，要过细地工作，要消除一切隐患，不能让导弹带着问题上天。“一颗导弹，就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这是聂荣臻经常说的。中国的工业落后，管理水平也落后。

　　而国防工业的要求却都是高、精、尖的。为了保证不出问题，各道工序都要反反复复地几次检查。1964年，一次火箭发动机组装时，一个工人不慎将一个螺丝钉掉到发动机里去了。一分院将情况迅速上报五院。五院请示聂荣臻，聂荣臻当即表示，马上停止装配。他要秘书跟随张爱萍到现场坐镇，一定要找到这个螺丝钉。第二天，张爱萍和聂荣臻的秘书，认认真真地坐在装配车间的椅子上看着。有关的技术人员花了两个多小时，螺丝钉终于被找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陈云在广州碰到聂荣臻，关切地问：“听有些同志说，我们搞‘两弹’花钱太多，你说究竟花了多少啊？”聂荣臻说了个大概数字。陈云说：“想不到才花了这么些钱，搞‘两弹’是值得的。”

　　有一段时间，聂荣臻见了科研单位领导人就强调文明生产。他一看见车间里挂着的大字标语，开着音量很足的喇叭就反感。20年代，聂荣臻在法国的大工厂里做过工，他对西方的工业管理有着实际的了解，知道那些形式上的东西根本于事无补。所以，1960年他就给中央写过《关于尖端、精密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洁和秩序问题》①的报告。聂荣臻根本不允许在“两弹”研制中，有脏乱现象存在。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09页。

　　由于有着一整套严格科学的科研、生产、试验方面的管理制度，中国尖端武器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远远超过世界上几个“核俱乐部”成员。

　　1962年，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经济正在走出“谷底”。这时，中国的“两弹”攻关正处在关键时刻。1963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军工领导干部会议上，聂荣臻讲话时说：“‘两弹’要尽早地过关。尖端什么时候过关，这不但是个军事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天天在猜我们‘两弹’什么时候出来。他们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的讹诈就彻底地全部破产了。

　　去年8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说：美国在1945年第一次使用原子弹， 1949年苏联作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1952年英国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到1960年法国也爆炸了，这是一个国际的核竞赛。他们最害怕中国拥有原子弹，但又不得不估计，中国是今后头一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①中国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要在继世界各主要强国之后，争取成为拥有战略导弹和核武器的国家。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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