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106)

一〇六

　　林彪还告诉傅作义：今后并愿吸收他做工作，例如参加华北或将来的联合政府工作，等等。听了林彪的话，傅作义一再表示，他的行为不是为了个人，是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南京曾几次派飞机来接他，他都没走。此时，聂荣臻又进一步向傅作义解释了共产党的民主政策：“我们的民主是对百分之九十的人民主，而对百分之十的反动阶级、反动分子，则实行专政，而不可对一切人实行民主，但我们的民主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①在座的叶剑英对傅作义愿意积极帮助解放军接管北平的态度，表示了钦佩之意。他们边吃边谈，气氛极为融洽。邓宝珊高兴地说：“我们的心与你们完全一样，只不过我们不是共产党员而已。”这次宴请后，傅作义的情绪有所好转。

　　①1949年2月12日林、聂关于与傅谈话内容向中央军委的报告，原件存军委档案馆。

　　2月11日，傅作义在家中回请了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为了稳定傅作义的情绪，这次对绥远问题只作了一般交谈。

　　通过双方互相宴请，感情上有了进一步的沟通，这无疑对解决绥远问题起了促进作用。

　　2月1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就解决归绥、大同、榆林三处问题向中央军委建议，将在绥远的傅作义部改编为一个军（以后实际上改编成一个兵团），由人民解放军派出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其部队、干部及眷属与解放军同类人员同等待遇。建议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将军时，提出绥远问题冈”以用“绥远方式”解决。当傅作义询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时，毛泽东解释说：就是不用打仗来解决绥远问题。解放军与董其武部队之间先划条和平线，互不侵犯，把铁路接通，贸易搞起来，然后看董其武将军认为方便的时候宣布起义。毛泽东为绥远问题的暂时划界分治，定了基调。

　　3月，中共中央决定贺龙、李井泉参与绥远问题谈判。3月23日，林彪、贺龙、聂荣臻、李井泉、陶铸约请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到北京饭店协商解决绥远问题。会上，解放军方面表示，遵照中共中央决定，绥远暂时维持现状，并组织小型委员会，具体协商划界、交通、金融、贸易等问题。傅作义方面表示同意。经商定，解放军方面代表为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傅作义方面代表为王克竣周北峰、阎又文。不久，林彪、贺龙、李井泉等因另有任务，会谈由聂荣臻、薄一波负责。

　　3月下旬至4月上旬，双方代表作了几次反复协商，互有让步，解放军则做了多方面的让步。3月27、29日，聂荣臻、薄一波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两次提到：“关于划界，经我方让步，商定自武川北之乌兰花（四子王旗）、陶卜齐、白塔……直到托县请水河之间的喇嘛湾，划一界线，停止冲突……喇嘛湾一地，傅方颇有不愿放弃之意，我们意见，如傅方坚不让步，我方可以不要。”关于交通，平绥路在统一管理的原则下，傅方的运费可斟酌减免，如有盈余，还可按里程比例分给傅方红利。双方自由贸易，可互免出入口税，互设贸易机构，但严禁违禁品（如鸦片烟）贸易。在金融方面，为照顾傅方，人民银行准备酌量收兑傅方的金元券。关于派联络机构，解放军方面提出设到师以上部队，傅方坚持不接受，于是做了让步，拟只在归绥设联络处。国民党派遣到董其武部的特务分子由傅方送走等等。以后按照这个方案，在文字上几经斟酌，达成绥远分治协议。经毛泽东批准后，6月8日双方在《绥远和平协议》上签字，协议生效。

　　在双方协商期间，人民解放军于4月20日开始对封建军阀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发起第二阶段总攻。24日凌晨5时，1300多门火炮齐轰太原城。上午10时，总攻结束，歼灭阎锡山部8.4万人，太原宣告解放。此时，地处平绥、同蒲两条铁路干线交汇处的晋北重镇大同，虽然早已是一座孤城，但固守在城里的国民党军正在加固工事，负隅顽抗。他们凭借较强的实力和坚固的工事，妄图与城外的解放军部队抗衡。针对大同国民党军的情况，城外的解放军部队在聂荣臻、薄一波的直接领导下，坚决按照中央军委对大同实行“围而不打”的战略方针，对城内国民党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4月29日，大同城内国民党军派代表与解放军正式谈判。这一天，守城的国民党军1.3万人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大同获得解放。接着，5月5日，解放军又乘势攻占了安阳，歼国民党军1.5万余人。当天下午，新乡国民党军2万余人被迫全部投诚。至此，华北地区全部解放。在当时情况下解放军这样做，应该说是做了很大让步的。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军部队中有些同志产生了急躁情绪，认为“绥远方式”吃亏，又太麻烦，太不干脆。聂荣臻、薄一波根据中央意图，一再要求解放军方面的代表一定要耐心会谈，能让步的地方可以让步，力求“绥远方式”取得胜利。4月18日，聂荣臻在华北军区直属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绥远谈判问题上的急躁情绪，是与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不一致的。“不明了这样的斗争方式，更便于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敌人……这不是由于我们力量小，而正是由于我们的力量已是强大的。”

　　绥远和平协议达成以后，斗争并没有结束。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诱迫董其武率部西撤，以便继续控制。董其武进行了抵制。但董其武的部下，情况很复杂，有的坚持顽固立场，有的受阎锡山拉拢，进行破坏，使协议的执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预定6月底公布协议的计划未能实现，按预定日期进驻归绥的解放军代表被阻挡而折返。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提出了解决绥远问题的意见。7月16日，毛泽东在聂荣臻、薄一波陪同下，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表示傅作义的意见很中肯，就按傅的意见办。

　　7月18日，解放军方面派出的工作委员会抵达归绥，但受到董其武某些部属的百般抵制，个别工作人员甚至还因遭受特务分子的袭击而牺牲，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协议只是一纸空文。至7月24日，工作委员会的大部分人员被迫撤出归绥。与此同时，董其武部有些小部队也不断向解放军防区袭击骚扰。对此，聂荣臻、薄一波于7月30日电示绥远军区司令员姚喆等人，解放军宜一方面提高警惕，如敌来袭，坚决还击，并记录在案；另一方面又要忍耐，不要主动出击，尽量避免事端，以利于和平解决绥远问题。

　　鉴于阻力大、困难多，毛泽东决心让傅作义出面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说：“绥远起义后，不用军管方式，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指傅作义）任主席。”①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很快宣布成立了绥远军政委员会，傅作义为主任，邓宝珊与解放军代表高克林为副主任。聂荣臻遵照毛泽东的意图，对傅作义的归绥之行作了精心安排。他专门指示华北军区拨了一列铁甲列车，内挂一节软卧车厢，并派一个营的兵力护卫。薄一波也亲自打电话通知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拨出现大洋15万元，作为傅作义此行的活动经费。傅作义也从他原来部队积蓄的奋斗基金里拿出现大洋5万元，将这20万元带到绥远，准备慰问那里的部队官兵。8月20日，中共绥蒙区委城工部部长潘纪文代表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陪同傅作义、邓宝珊等启程赴归绥。那天，聂荣臻和薄一波亲自到西直门车站送行。

　　①《傅作义传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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