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105)

一〇五

　　1952年1月，聂荣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抽调40万解放军集体转业的建议。21个师的21万战士分别奔赴铁路、水利、林业、建筑等环境条件较为艰苦的岗位。19个师改编为屯垦部队①，在北大荒、新疆的土地上，洒下了他们辛勤的汗水，使荒无人烟的原野变成了富饶的粮仓。如今，他们中间不少人，还战斗在祖国的边疆。他们为祖国的建设和农垦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62页。

　　经过这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全军总定额有了很大的压缩。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满怀深情地说：“我军广大指战员，南征北战，战争刚刚结束，就置个人和家庭的困难于不顾，立即投入艰苦的生产劳动，为医治多年的战争创伤，渡过经济难关，流下了大量汗水。他们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们感动不已。”由于部队和地方的高度重视，100多万人的复员工作进展顺利，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它的成功经验，对33年后的百万大裁军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952年8月4日，聂荣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由民兵制过渡到义务兵役制方案的报告》。报告中提出，民兵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拟在已有民兵1800万人的基础上，按农村总人口的适当比例实行普遍民兵制，并在县一级建立基于民兵团，加强组织训练，为逐步过渡到义务兵役制奠定基矗①建议获得批准。12月11日，军委和政务院联合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71页。

　　1953年12月，聂荣臻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关于组织编制问题的总结》报告，主要内容是：确定了全军总定额350万人；各军兵种人员比例暂时维持现状，将来随国家生产发展而变化；各大军区保留的干部名额从本军区的总员额里挤占；步兵师的编制经过朝鲜战场的检验，是适宜的，不应变动；公安部队是人民军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各兵种指挥机构统称部，不设政治部；还有关于海防、边防的责任区分等等问题。②从1950年起，聂荣臻要总参谋部抓各种条令条例的制定，当年就搞出了暂行的步兵操典，虽然很不完备，但新中国建立以后，总算有了一个比较适合人民解放军传统和现状的全军统一的操典。总参还组织班子编写内务、队列、纪律条令，1年以后颁布了这3个条令的草案，在全军试行。这些条令、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②《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378页。

　　※第五十七章　力促绥远方式的实现

　　聂荣臻认真执行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指示，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为绥远方式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

　　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指人民解放军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与人民解放军能基本保持一致，以便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主要部分。这一做法，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战略决战胜利的当时，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有利的。

　　早在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进程中，聂荣臻于1949年1月16日对邓宝珊说，“我方对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准备采取一种更为和缓的方式，留待下一步再解决。”①罗荣桓也向邓宝珊表示：绥远的问题，待党中央指示以后再谈。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中国数百年古都的文物能够完全归到人民手中，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罗荣桓还对邓宝珊说：“毛主席说，将采取一种更和缓的方式。我们叫它做‘绥远方式’。”②聂荣臻让邓宝珊回去后，将这一意见转告给傅作义。邓宝珊当时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司令，绥远有他一份，听了自然高兴，就满口答应。

　　①《绥远和平解放大事记》，第13页。

　　②《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319页。

　　通过多次会谈，双方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这就为绥远方式的成功奠定了基矗2月1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入北平以后，遵照中央指示，2月2日在《人民日报》（北平版）发表了一条消息，在叙述北平谈判的过程时，公布了1月16日给傅作义的公函。公函中历数傅作义在抗战胜利后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勘乱命令》，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进攻华北解放区，敦促他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同时讲了傅作义将军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指示，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傅作义看到报纸后思想苦闷，情绪低沉。这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49年1月14日，聂荣臻在与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等谈话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采取了强硬态度，严正谴责傅作义对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一再拖延，傅方对此应负全部责任，并表明解放军攻打天津的决心。第二天接到军委来电说：要将“一个正式文件”（即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交邓宝珊带回去，并指出，这“是准备于必要时公开发表的”。这就是1月16日聂荣臻交给邓宝珊的那份公函（即“通牒”）。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走后，邓宝珊看了（没有封口）表情惊讶，觉得很为难。周北峰等人向邓宝珊建议：“傅个人英雄主义甚浓，通牒以暂不交为好。”

　　因此，交“通牒”一事就这样被拖延下来了。以后，中央军委从人民的利益和大局出发，于1月20日、29日两次来电指示：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顺应北平人心所向，使傅作义在群众中完全陷于孤立，促使他彻底改变反动立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真正站到人民方面来，“通牒”以公开发表为好。

　　于是，1月31日新华社播发了“通牒”全文，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

　　傅作义对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是有贡献的。1月28日，董其武所部与解放军绥蒙军区部队在陶卜齐曾发生武装冲突，董部被消灭一个团。傅深恐再生事端，一再要求尽快解决绥远问题。考虑到傅作义如果情绪消沉，对推行“北平方式”、和平解决绥远问题，以及统一战线工作都有不利影响，因此，林、罗、聂决定与傅面谈。2月4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将拟谈的内容报告了中央军委。2月5日，毛泽东对谈话内容作了批示。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陶铸、苏静、南汉宸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席间，林彪首先向傅作义表明了态度：“北平和平解决，避免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使文化古都未遭受破坏，避免了双方官兵的伤亡，替国内树立了北平方式的新榜样。”“傅作义将军对北平和平解放是有贡献的。”“我党愿意与一切党外真愿为人民服务的人合作。共产党人绝不采取党员包办方式，而是采取党员与非党员合作的政策。共产党对一切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亏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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