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传(71)

七一

　　聂荣臻在这次会上针对上述情况指出：以地方武装为主，不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配合政治攻势，瓦解和消灭伪军与伪组织，相机收复一些地区”。

　　“由于敌之侧后存在着大的空隙，因此在封锁沟外的活动可能收到大的效果。”②聂荣臻在回忆录里说：“到‘敌后之敌后’，有个发展过程。开始，还是处于有行动但不是很自觉的状态。1942年1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军分区以上干部会议上……就已经有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初步想法，只是那时的说法是‘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

　　②《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73页。

　　1941年12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指示，聂荣臻发布了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训令。各部按训令要求，派出30多个武装宣传队，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深入敌占区，历时40天，散发宣传品130多万件，召开伪军和伪组织座谈会250多次，产生了重要影响。1月寨北村高干会议后的3月间，他又发布了第二期政治攻势的训令。训令要求各部像上次宣传攻势那样，派出武装工作队，深入日军占领区，散发宣传品，召开群众大会，还可以继续利用关系，召开伪军、伪政权组织人员及其家属的座谈会，宣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陷于孤立必败的境地，晓以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抗外侵的历史传统，以动员敌占区人民，和被胁从的伪军政人员，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同仇敌忾，帮助边区军民的对敌斗争。

　　这两次政治攻势，声势浩大，拉开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序幕。各部先后派出有几十名到上百名武装人员组成的武装工作队60多支，在人民群众的帮助掩护下，顺利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携带数以百万计的宣传品，针对不同对象进行工作。如对日军的宣传品，都是由“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由日军被俘人员中的进步分子组成）”、“华北朝鲜独立同盟边区分盟”、“朝鲜义勇军”的成员设计拟制的。他们深知日军内情，宣传品内容丰富多采，针对性强。如传单先说一些贺年、祝贺樱花节的话，然后再说别的道理，慰问袋除宣传品以外，还装有日本国内的招生广告、“通行证”、边区产的土特产品等。宣传品是用日文写的，日军都看得懂。他们有的还成功地在堡垒附近与日军进行了樱花节联欢会。所有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引起了日军士兵及一些下层军官的思乡厌战情绪。对伪军政人员，武工队通过关系，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或用喊话筒对伪军据点喊话，告诉宣传品放在什么地方，要他们去龋大部分伪军政人员不敢反抗，有的伪军还与工作队员对话对歌，叫今后多告诉他们一些好消息。特别是武装工作队召开的伪军政人员家属座谈会，气氛活跃。他们对日军必败，伪军政人员应及早弃暗投明的道理听得都很入耳。有些敢于顽抗的伪军政人员，武工队坚决予以镇压。

　　聂荣臻在一张针对伪军政人员的布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号召：“审时度势，翻然悔悟，举义反正，为国杀敌，以赎前愆”，并警告，执迷不悟者，定当国法从事。这样的布告，竟然贴到了石家庄日伪军的碉堡底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形式更是活泼多样。随队行动的文艺工作者，向群众演出了短小精悍的话剧、活报剧、快板、歌曲、大鼓、花鼓等节目，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根据地军民的抗日事迹，使敌占区人民群众受到极大振奋。日伪军则随着政治攻势的深入越来越惶恐不安。

　　聂荣臻听到不断传来八路军武工队开展政治攻势的胜利简报，深感到“敌后之敌后”去活动，是打破敌人封锁、“蚕食”政策的有效方法。因此，1942年5月，他在转发八路军总部关于《反蚕食斗争指示的训令》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各地正规军，特别是平原地区，必须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正规军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去活动，到敌后去活动，其余正规部队，应相对集中整训，轮番调换。”①正当到敌后之敌后这一新的战略方针逐步展开的时候，敌酋冈村宁次又集中兵力，向冀东和冀中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

　　①1942年5月15日，聂荣臻转发八路军总部的训令。

　　从4月初起，5万多日伪军开始“扫荡”冀东抗日根据地。这一“扫荡”，历时两个月，烧毁村庄1000多个，制造了多起惨案，被杀害的群众和被抓走的青壮年各两万多人。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等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反“扫荡”开始，冀东军分区请示，鉴于日军使用的兵力很大，军区主力部队拟转移到热河南部山区，以暂避敌人锋芒，减少损失。聂荣臻复电：“窥其企图，似有先摧毁我平原地区之工作基础，控制平原而后转向山区……为反敌清剿，坚持冀东基本区工作，除同意将主力暂时转入山区、并开展山区工作外，更须组织几个精干支队（以二三百人为一支队），配合各地方武装，采取积极灵活的出击动作，打击分散搜剿之敌……以控制地区。”②这种实事求是的处置，使冀东部队主力在这次反“扫荡”中未受大的损失。此后，日伪军制造了以热河南部为主的“千里无人区”。在总面积3万平方公里（含部分平北地区）约100万人口的地区内，以10万日伪军进行统治，分为由他们严密控制的“人圈”、准许耕种但不准居注不准耕种也不准居住的三种地带。日伪军在第三种地带反复“扫荡”搜捕，见人就杀。其目的是造成所谓“绝缘带”，以割断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面对这种严重局面，冀东八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持下，深入无人区，多次歼灭小股日伪军。如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就曾率两个连在黄厂沟消灭日军一个中队。日伪军在“人圈”和无人区的暴行，惨绝人寰，被害死亡的群众达20万人，其残酷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

　　②1942年4月5日，聂荣臻“关于坚持冀东基本区工作”对李运昌等人的指示。

　　紧接着，冈村宁次指挥5万多日军，在伪军配合下，对冀中军区进行大“扫荡”，冀中地区军民奋起反“扫荡”。因为“扫荡”和反“扫荡”是从5月1日开始的，所以又称为“五·一”反“扫荡”。

　　早从1941年起，敌人就不断“蚕食”冀中根据地，用的同样是建立封锁线，以堡垒推进逐步“蚕食”的办法。在“五·一”反“扫荡”前约一年的时间里，冀中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二。

　　针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新形势和冀中面临的困难局面，八路军总部曾于1941年12月12日发布“坚持冀中的战略指示”，指出：为支持太平洋战争，日军有大规模“扫荡”晋察冀，特别是“扫荡”冀中区之极大可能。聂荣臻在此之前于11月13日，分析秋季反“扫荡”后的形势时指出：敌人扬言要再次对北岳区进行大“扫荡”，这是不大可能的。但对分区“扫荡”时有可能，特别是冀中。接到总部指示后，他于12月17日电示各分区，要严密侦察敌情，准备反“扫荡”。1942年1月4日，他根据各方面情况，又电示各兵团领导人，敌人决心分割、封锁冀中，冀中要积极准备反“扫荡”反封锁，路西部队要大力钳制敌人，以配合冀中的斗争。1月28日，他再次致电各兵团领导人：敌人扬言要对北岳区大“扫荡”，有三种可能，其中之一的可能是“声东击西”，“扫荡”冀中。4月下旬，他在讨论加强人民武装建设的会议上再次强调，冀中要认真组织开展地道战，以对付敌人的“扫荡”。

　　但由于种种原因，冀中区在历时两个月的“五·一”反“扫荡”中虽然取得了歼敌1万多人的胜利，但冀中地区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部队减员达百分之四十六以上，特别是干部伤亡很大，内有团职以上干部19人牺牲；人民群众被捕被杀达5万多人，还伤亡了大批地方干部；被毁被抢的物资难以计数。

　　未受损失的主力部队绝大部分撤到了平汉路西。冀中根据地一部分变成敌占区，大部分变成游击区。

　　这次“扫荡”，日军采取了“稳扎稳打”的办法，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在边缘区形成包围，反复“扫荡”，建立据点，逐步推进。5万多日军大部用作封锁部队，形成所谓“铁环阵”；一部分作为“扫荡”部队，利用优势装备如飞机、坦克等，和在平原地区运动方便的有利条件，逐村逐片“扫荡”，哪里枪响，就蜂拥向哪里合围。聂荣臻说，当时“冀中区的边缘地带战火纷飞，而腹心地区却异常平静。这就是敌人的所谓‘诱导圈’”①。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第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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