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发动“文化大革命”(6)

发动“文化大革命”(6)

　　五月七日，毛泽东在林彪寄来的军委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上写下批语(后称《“五七”指示》)，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批语认为，工、农、学、商以及党政机关等，也都需要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关于教育问题，批语特别强调：“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①（①毛泽东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5月7日。）不久，《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这个批语的主要内容，提出：“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促进人们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决裂。从而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②（②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

　　五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的“三家村札记”专栏所写的杂文。文章提出：“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在继续进行。十八日，林彪在会上讲话，骇人听闻地讲了一篇“政变经”。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篇讲话，使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使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狂热更加泛滥起来。二十三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二十六日，会议结束。

　　“五一六通知”，系统地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它经过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并下发，意味着前一阶段文化领域内的政治批判已扩展到党、政府和军队的各个方面，批判对象的性质已确定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标志着这种“左”的错误开始在党内全面推行。

　　但是，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极端的、完全不符合实际的看法和主张。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方志纯回忆道：

　　“我从南昌坐火车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华东局会

　　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华东局委员、华东地区各省市

　　的负责同志。会议的内容是传达贯彻五月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的精神。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大家事先已感觉

　　到政治气候的严峻。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志不像以前

　　开会那样踊跃，而且话语显得有些谨小慎微。许多同志

　　虽然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发表了一通讲话，但是对于

　　文件中这样一些文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

　　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

　　正主义分子’，是很不理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

　　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大家琢磨来琢磨

　　去，越琢磨越觉得不可理解，越觉得不对劲儿。结果，

　　华东局会议开了几天，气氛总是不那么活跃、热烈、和

　　谐。”①（①《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11月版，第38、39页。）

　　但在不少年轻幼稚的青年学生中却引起另一种极端的反应。有一个干部子弟写信说：万万想不到彭真、罗瑞卿这些老党员原来是这样一批危险人物。“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党中央(我指党内)，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如果我们的心软(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心理)，要会亡党亡国亡头。”他和另外几个学生的信，后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三印发。

　　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已经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变得更加紧张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觉得，单霏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许多人对这些仍不那么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地、充分地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阴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一套做法是不行的。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他们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觉得，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可以打乱原有的秩序，使群众的手脚放开。他当即写了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厂播，

　　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

　　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六月一日”①

　　（①毛泽东在光明日报总编室《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

　　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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