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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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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大体代表了“秀才”②(②当时所称的“秀才”,主要指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们和一些与会者的一种看法,也反映了会议上的一种气氛。一些讲真实情况、讲缺点错误的人,发言时往往受到顶撞,感到有一种压力,不能畅所欲言。 毛泽东是要充分肯定成绩的,但他也并不完全赞成那些护短的人。他希望把缺点、错误尽快改掉,取得主动,以利继续跃进。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杨尚昆向他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他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③(③《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12页。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七月十九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七月十四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14号。) 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②(②吴冷西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 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触动了毛泽东,对改变毛泽东着力纠“左”的初衷起了主要作用,张闻天的发言更进一步影响了这个变化;那末,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大会并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 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 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 倾向,在这里讲讲。”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 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 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坏话都是话,都要听。 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 不正确或不正确的。” “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 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江西党校的反映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 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 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所反映的。”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 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 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 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 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 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什么都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 说不紧张是假的。” “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 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 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 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 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三个月 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这些人都是县、 社、队干部,也有地、省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创 造了真理,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搞共产主义,这股 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 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 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这些干部, 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 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 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到春节前后,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不讲话了, 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 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 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 的,群众不欢迎。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 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教育、算账 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 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 “他们(指省和省以下地方各级干部。——引者注)不晓得做了 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省六级干部会上、 县五级干部会上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 我们检讨多次,你们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 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说就是硬着头皮听,无非是 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 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 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 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 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 面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 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 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 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 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 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 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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