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庐山会议(6)

庐山会议(6)

　　以后的几天里，各组讨论与起草文件同时进行，但文件起草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十三日清晨五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并叮嘱他们：“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②（②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手稿，1959年7月13日。）

　　很显然，毛泽东是想尽快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搞出来，以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早一点结束这次会议。

　　毛泽东当时向会议批示印发的文件不多，他利用晚上找人谈话。十一日晚，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四点：(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这时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四)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①（①周小舟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8月13日。）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

　　七月十四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这天清晨六时和七时，毛泽东连写了两封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布置此事。他还特地问到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陈云由于健康原因，到东北养病，一直没能到会。)

　　延长会期，重新编组，从北京调一些重要人员来参加会议，这显然是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但当时与会者们并不知底里。除了几位中央常委，连各组组长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事实上，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而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采取这些步骤的，是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长信。

　　彭德怀是在访问东欧等七国后立即上山的，参加了庐山会议的全过程。一九五八年八月以后，他曾到东北、西北和湖南湘潭等地视察，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这次开会，他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直言不讳地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直接谈到毛泽东的责任问题。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48号。）他始终对会议的气氛感觉不满意。

　　七月十二日，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②（②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740页。）

　　也是这一天，周小舟、周惠、李锐找到彭德怀，向他谈了毛泽东前一天晚上找他们谈话的情形。彭说，他正要给主席写一封信。③（③周小舟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8月13日。）

　　第二天中午，彭德怀把拟好的提纲交给随行的参谋，还口述了要写进去的具体内容。七月十四日，他又仔细修改整理出来的信稿，要参谋抄正，自己在信上署了名，然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

　　据彭德怀说：“为什么给主席写信？因截止十三日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得很不够，从简报上看不出反面意见，空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缺点重犯。为了提起主席注意这个情况，就在十三日晚写了一个供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十五日就要结束，使我的心情更加急切。写信当时只考虑供主席参考用的，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④（④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26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32号。）

　　彭德怀后来在他的自述里，也讲到当年给毛泽东写信的情况。他写道：“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个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他会斟酌的。”①（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5、276页。）

　　彭德怀的信送到毛泽东那里，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对信没有做任何评论。

　　毛泽东的这种做法，彭德怀事先也不是没有估计到。信送出去以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估计有几种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都作点检讨。他还说，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②(②庐山会议档案。)

　　七月十七日，黄克诚上了庐山。据他回忆：“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①（①《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49页。）

　　彭德怀的信，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信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即使全民炼钢，也是“有失有得的”。彭德怀的信着重讲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随后，彭德怀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认为主要是：第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彭德怀在列举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36号。）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对此，《纪录》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在七月十九日的发言中予以说明。他说，《纪录》对成绩说得不够，主要是受字数的限制，绝不是因为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然后，他把话题一转：会议已经开了十八天，但是看来真正客观地、系统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还是不很浓厚。会议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希望研究经验的空气能有所增加。在这次会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说浮夸风已经过去了，我不能同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简报》第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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