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44)_特里尔

一四四

　　据说政治局“一致”通过开除邓小平的决定，这难以令人置信。难道军界元老叶剑英、许世友及其他人会同意吗？难道邓小平也投票开除自己吗？“一致”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允许公开表明反对毛泽东的意见。

　　官方对邓小平的点名指责“死不改悔”倒是事实。邓小平没有全力反击毛泽东——他正在寻求他以后东山再起的根基——不过，他封不住自己的嘴巴。

　　他对他的支持者说：“如果他们说你复辟了，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好了。”

　　4月下旬，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来到中南海，他遇见的场面令人尴尬。毛泽东几乎无力移动他放在安乐椅靠背上的头，费了好大劲他才气喘吁吁地吐出几个字。

　　“我明白，”马尔登震惊地说，“他将不久于人世了。”

　　有时毛泽东伸出他衰老但光滑的手在便笺上涂写几个字。对任何熟悉毛泽东那龙飞凤舞的笔迹的人来说，这些字都能够认清。然而，现在这些字的意思往往含糊不清。

　　与马尔登谈了10分钟后，毛泽东在准备上床休息前，在便笺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句话：“你办事，我放心。”但这是要华国锋办什么事呢？是下周召开养猪会议？还是保护马尔登安抵新西兰？抑或是反邓小平战役？或是中国的未来？

　　同一晚上，毛泽东又写了一句话：“照过去方针办。”一点也不奇怪，毛泽东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是说按过去一般的常规办，还是按他近期想好的某道谕令办？

　　5月份，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毛泽东度过了难挨的几分钟。

　　这次会见与毛泽东上次接见外宾的情况相比，李光耀说：“没有实质性的交流，他的话莫名其妙，要先由王海容译成普通话，然后再译成英语。有时王海容还要记下来，回过头与毛泽东核对。

　　虽然时有争吵，张玉凤总是毛泽东的长期助手。她来中南海的那一年之前，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是毛的主要政治心腹（毛远新与江青也很密切）。在毛泽东的庭院衰落过程中，在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失去了作为毛泽东与超越中南海的政治势力的纽带作用。

　　政治局的成员们发现，1975年至1976年他们对任何事都难以达成一致协议，尤其是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位神人。所以毛泽东仍在台上，制定着他的路线，而其他资深的同事们像不负任何责任的听差守候在他左右。

　　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在6月份宣布：“毛主席近来身体很健康，一直忙于工作。党中央决定不安排（他）会见外国贵宾。过了这么久，中国官方才最终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作出解释。这一信息很清楚：毛泽东生命垂危。数年来，中国人只能见到他同外宾在一起的照片，再也见不到毛泽东本人的形象，更不要说知道毛泽东的运动神经元病与心脏疾病了。根据近几周来毛泽东同新西兰、新加坡、巴基斯坦领导人的费力而又短暂的会见，可知这个决定做得太迟，也很微妙，它肯定不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决定的全部内容。

　　极左分子似乎也反对这一做法。对上海的激进分子，对江青以及与毛泽东亲近的其他人来说，毛泽东是他们的主要支柱。

　　政治局剩下来的务实派倒是欢迎这一做法，不过他们的力量太弱，还无力促成这一结果。

　　华国锋无疑是领路人。这位腼腆的新任总理紧跟着毛泽东，他指导作出的这一决定没有冒毛泽东发怒之险。他不属极左派，所以他要作最后努力，紧紧依靠毛泽东从而为江青小宗派遮丑。

　　毛泽东本人是否也参与其中，或是他本人制定了这一方案呀我们不得而知。

　　毛泽东开始受制于他的奉承者，他已病入膏肓，又不存在一个可继承他的权力而又受到一致拥戴的继承者。不过，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辞职。亲信、枪杆子、个人效忠及血缘关系开始比宪法或任何规章都更能起作用。

　　政治局的各位成员都竞相捕捉毛泽东那里传出的信息或文件，许多权力都转入了长期在毛泽东身边的贴身警卫官汪东兴手中。汪东兴手下有一支精锐的8341警卫部队，他还负责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瞧不起江青，他的警卫部队在做反对江青的工作。虽然不像“左”派势力那么深广，但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绝没有放弃行动。在“左”派这边，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成了联络员，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任何政治批评及媒体的任何批评他都随时报告。

　　上任后不久的一天，毛远新来告诉他的伯父，上海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贴了一张扰乱人心的大字报。

　　大字报说，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对周恩来的评价太高。“那个定论应该改过来。”无论毛远新告诉毛泽东大字报一事的动机如何，据说毛泽东作了明确果断的表态：“攻击周恩来，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周恩来追悼会上的悼词中的结论不能改。

　　几天后，中国人民手上有了一条新的毛泽东语录，其模糊性说明一个严重问题，即生命垂危的圣人仍在当权，却又无法管理。

　　这条语录是：“翻案不得人心。”但是，借孔夫子之言所说的话意义何在？它在告诉中国人民——他们当然不知道毛泽东与其侄子的谈话——毛泽东的意思是：人民不会支持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还在同情邓小平，而是说极左派在利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或是捏造这种不满以达到他们自己更大的目的。

　　在政治局激烈的争辩中，毛泽东的名字被搬来搬去，即使毛泽东本人出席会议也是这样。在一次会议上，张春桥批评道，中国进口全套的工厂设备背离了自力更生的原则。华国锋壮着胆子说：488“所有这些重大的引进项目，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张春桥嚷道：“你总是拿主席来压人民。”

　　在多次这样的争吵过程中，毛泽东明显地默默坐着（或躺着），时而轻叩着手。那个晚上，他写下一条重要格言，然后找这方或那方的主要人物到他那里，以显示自己倾向于哪一边。

　　毛泽东接着对坐在他卧室的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早就该死了。”这显然是一个不准备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有意要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他盯着这些无言的、善解其意的同事们宽厚地说：“你们中不是有人希望我早点见马克思吗？”

　　最终华国锋好不容易开口说：“没有。”

　　毛泽东点破了华国锋的搪塞：“真的一个都没有吗？我不信！”

　　死神对1976年的中国没有丝毫怜悯，似乎清明节的政治地震闹得不够，仲夏时节，一场真正惊人的大地震把唐山市连根拔起了，死亡近25万人，而这时朱德刚逝世不久。

　　毛泽东感觉到了唐山地震，其剧烈足以震动了他的床，使人情绪不稳甚至害怕。他的总部不得不转移到防地震的建筑202号，不过仍在中南海内。

　　如果这场悲剧没给他一种预感那才怪呢。乡土中国历来迷信自然现象是政治事件的预兆。农民们认为，一场剧烈地震意味着一个朝代及所授予的统治权的结束。毛泽东的思想披上了传统的外衣，他肯定也联想到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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